从胡同里来的老北京司机
1754字
2021-04-08 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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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译客

1995年,刘超卫来到英国《金融时报》(简称FT)北京分社担任司机,那时北京分社才刚成立一年,还没有多少金融新闻可报道。当时中国还未迎来经济加速发展,全国人民的平均年收入大约为600美元。FT北京分社只有刘师傅和1名记者,刘师傅为北京分社包揽了从开车到去古董家具市场砍价的各种活计。


 

刘师傅说,因为当时没多少工作可做,每到下午,他经常和附近派出所的警察在树木茂密的使馆区打扑克牌,那里现在仍是FT北京分社的所在地。他说:“那些警察都是很好的朋友。”他认为打牌也带来一些意外的好处:“不论什么时候碰到问题了,你是知道的,我都能解决,不像那些记者。”


 

这些关系网——你和谁打牌,你帮了谁的忙,你能靠谁办事——对于刘师傅的职业生涯至关重要,也是“胡同”这门学问中最基本的部分。胡同,是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小巷子,刘师傅1954年就出生在这样的胡同里。


 

我刚被派来北京时,来机场接机的并不是刘师傅——他那天休息——而是一个他叫做他“兄弟”的人。我很快意识到,刘师傅用的是这个词的“北京”含义,指代的不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而是信得过的男性朋友:也就是他的哥们。在办公室里,随便遇到什么问题(比如“我的桌子有点晃”)都能靠刘师傅的出人意料的技能(“我来瞧瞧,我学过木匠活”),或者,如果这样没解决的话,就靠刘师傅介绍来的兄弟解决。


 

刘师傅在FT北京分社工作了25年后退休。从接受采访谈自己对中国加入WTO的看法,到见到中国总理李鹏和李克强,刘师傅经历过很多事情。从收入的购买力来看,在这25年里,普通中国百姓比原来富裕了10倍。与此同时,FT在中国内地的人手从1名记者发展到9名记者和7名新闻研究员。


 

在FT的工作改变了刘师傅:他是最早为外媒工作的中国人之一,这给了他一个“前排”视野,能够未经审查、全盘地观察这个国家发展的复杂面貌——在仍旧严厉限制言论和媒体的环境中,这是个很不同寻常的视角。他也改变了FT,让几十名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家乡初到北京的记者领略到了本土“学问”的精髓:胡同的逻辑。


 

当被问起建国初期的胡同生活时,刘师傅说:“我和3个同学住在同一条小巷子里。我们天天见面。上学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同一个班里。”


 

这样亲近的接触使他们建立起了相互信任和依靠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对刘师傅的帮助贯穿了他的职业生涯。外国作者总是把中国人的“关系”概念当作是异国风情,给中国贴上“讲关系的社会”的标签,就好像其他国家的人都极少相互往来似的。但是对于1970年代的中国来说,社会上其他类型的资本太少,社交资本或许比较重要。


 

一个人要想与人结交,并不需要很有魅力或特别健谈——这些是都市知识分子精英的标志——只需要总是在场就行,要能够灵活解决问题,并且在需要的时候能助人一臂之力。像刘师傅这一代的中国男性很少自我夸奖,但是他确实会吹嘘自己与很多人有“特别好的关系”,既有他曾经做裁缝时认识的官员,也有他效力过的FT分社社长们。


 

刘师傅的关系网也扩展到一大群其他司机上,当FT的“大腕们”来到北京时,他能把这些司机都召集过来。就像一位FT北京分社前任社长所说,他们都极为宝贵——“很难找到这种人,他们不仅知道各个机关部委和智库的后门和边门,还知道怎么说才能进去。”


 

刘师傅16岁中学毕业后就直接工作了。挣到了一点钱后,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手头宽裕了:他终于能吃饱饭了。在他小时候,饥饿是常有的事,但是幸好他没有通过喝酒来充饥,当时许多男孩都这么做,因为啤酒不需要凭票购买,比较容易得到。


 

1970年代的计划经济时期,刘师傅在一家小卖部工作,负责收粮油票证。在那之后,刘师傅到北京最有名的服装市场之一里做起了裁缝,制作中山装。中山装是一种高领外套,因为毛主席而流行,那时党内干部都穿中山装。他为北京的政治精英裁衣服时,认识了一个为外交部招聘的人,这人请他去做司机。


 

1986年刘师傅开始握方向盘的时候,北京的东西方向主干道——长安街上还几乎没有汽车。他为不同的大使馆开过车,后来被外交部派去为外国媒体工作。


 

直到今天,在外国使馆或媒体工作的中国人仍然要和外交部签署正式合同,虽然实际上外交部只是给那些机构的人事聘用盖个章而已。刘师傅说,他来FT工作,是因为想要过“更平静的生活”。


 

刚开始,这里确实是平静的:只有刘师傅和一名记者,他们最值钱的财产就是社里的车,和一部砖头大小的卫星电话。刘师傅说:“电话是社长用来和在澳大利亚的妻子谈情说爱的。”


 

六年之后的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被认可为贸易伙伴,开始推行市场自由化,西方世界随之加强了对中国新闻的聚焦。


 

最初,刘师傅开的是一辆1990年代初购置的三菱帕杰罗(Mitsubishi Pajero)。2005年,他换上了一辆本田奥德赛(Honda Odyssey)。买第二辆车的过程不太顺利,因为那时正值反日骚乱期间,一本遗漏侵华战争罪行的日本历史教科书引发了对日本的抗-议


 

销售员和一直持实用主义态度的刘师傅都认为,因为这辆车是在中国广州的本田工厂生产的,所以它实际上是中国车,买它没什么政治不正确。


 

1995年的北京街头只有100万辆车,后来发展到600万辆,这导致刘师傅不能每天都把社里的车开出来。从2008年起,北京开始实行一项限行政策,车牌号以某一数字结尾的车在某几天不能上路行驶。但是这不是大问题,因为基于移动设备的中国互联网经济为刘师傅的服务提供了补充:在高峰期,有时骑共享单车比坐汽车更快,而且共享出行应用滴滴(Didi)能带你去任何地方。


 

随着北京分社扩大了报道范围,刘师傅开始接触到被本地政治人士委婉称为“敏感话题”的事件,开车载着记者们前往农村拆迁地点,甚至是政治犯监狱。


 

一个中国人协助采访这些敏感事件,放到现在都似乎令人吃惊:据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称,在过去几年内,中国政府越来越多地骚扰在外媒工作的中国员工。刘师傅的不寻常的经历可能要成为他们时代独有的现象了。


 

这些经历可能也与刘师傅出身中的一个特征有关:他自称是“老北京人”——老北京人以他们的耿直而闻名全国:心直口快,有幽默感,对那些装腔作势的人毫不客气。


 

乘坐刘师傅的车去采访,屡屡可以听到他用胡同里积累起来的智慧点评国际时事。他会用“打肿脸充胖子”形容一名带着人数众多——因而费用不菲——的随从来访的外国元首,用“肉包子打狗”批评一项效果适得其反的政府措施。


 

刘师傅还能准确提炼出那些来中国报道的FT编辑的典型特征。他们大多都有“英国绅士派头”,不过还有更个性化的描述——“睿智的那位”,“严肃的那位”,“不爱说话的那位”,还有一些不那么悦耳的绰号。


 

刘师傅的胡同友谊一直保持到现在:他经常和他的三十几个同学碰面,这些人大多数都退休了,有些甚至成为了成功的共产党干部和官员。


 

不知怎么的,刘师傅觉得,来FT工作使他不像以前那样爱和老同学打牌和赌博了。“每天和记者、外国人一起工作,改掉了我身上的一些胡同文化。”他说,“这里每个人都读过大学……你听他们谈话能学到很多新东西。”他形容自己同事的词是“有学问”,这个词隐含着阶层意味,一般用于尊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刘师傅工作的这些年来,FT北京分社总共有过6名社长,14名记者和33名新闻研究员。我和他说,中国的增长也许意味着会有更多人来到社里,并问他有什么建议。他只有几个忠告:那些干得好的人都有人情味,写作水平好,而且在社里的人际关系不错。还有,他说,小心别触犯了外交部的敏感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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