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FT共进午餐:扳倒温斯坦的记者
2567字
2021-04-07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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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译客

与罗南•法罗(Ronan Farrow)一起坐下已有半个小时,我们连菜单都没看到。我先到Union Club,这是一家仅对会员开放的餐馆,位于伦敦Soho区中心一栋联排别墅,内部温馨舒适。酒吧区铺着苏格兰格纹地毯,我一眼看中这张不容易被人看见的桌子,但这张桌子被一根又高又粗的柱子挡得严严实实的,结果没有服务员来打扰我们。“就像我们在这里有自己的包房一样,”法罗说。我们努力地想引起从旁边走过的服务员的注意。“我们可能被保护过度了。”

在Union Club一众穿着随意、带点波西米亚风的顾客中,这位31岁的男子十分显眼:完美的发型,考究的西装,脸上还带着早晨上电视时的淡妆。他有一种好莱坞第二代的气质——他确实出身东海岸娱乐世家,是演员米亚•法罗(Mia Farrow)和导演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儿子——看上去不像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获奖调查记者,倒像在电视电影里扮演这一角色的演员。然而近年来法罗已赢得了美国最顽强记者之一的声誉,不懈地追查涉嫌滥用职权的当权者。

第一个倒下的是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至今仍能感受到法罗的报道所引发的余震。法罗在2017年10月号的《纽约客》(New Yorker)——就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约迪•坎托尔(Jodi Kantor)和梅甘•图伊(Megan Twohey)发布首篇报道的五天后——上发表爆料文章,对这位制片人提出了包括强-奸、性侵犯在内的多项指控,为#MeToo运动带来了极大的助推力。次年,法罗为《纽约客》做的调查,帮助扳倒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莱斯•穆弗斯(Les Moonves),以及纽约州前总检察长埃里克•施奈德曼(Eric Schneiderman)。

我们谈着话,法罗啜饮着蜂蜜绿茶。温斯坦案是新闻界一条“白鲸”。多年来数次有人尝试踢爆这一新闻,却都因指控者不敢公开发言而搁浅,其中许多人都受到可怕的保密协议约束。


 

在竭力鼓励这些女性说出经历的过程中,法罗体验到了她们的焦虑。随着他的调查渐渐深入,他开始感觉自己被人跟踪(后来他才知道以色列私人情报公司Black Cube受雇监视他)。一位好莱坞经纪人劝他买枪防身,他真的去了新泽西一家靶场。有段时间法罗实在太焦虑,以至于他把采访的关键录音和笔录存放在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的保险库中。他在包裹上留了一个便签:“如果我发生任何意外,请确保这些信息公诸于世。”

他真的担心自己的安危吗?法罗说:“我有足够的客观判断力,我知道自己不是在巴基斯坦,也不是在俄罗斯。我并不生活在一个记者时刻受到死亡威胁的地方。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很荣幸。但是,没错,这种经历很可怕,令人恐惧。你很快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就知难而退了。”


 

在我们交谈时,不断有会员进入酒吧躲避外面的阴雨,坐在俱乐部火光熊熊的壁炉旁。在这种舒服得让人想打盹的氛围中,法罗的故事格外惊险而刺激。他开始调查温斯坦时,还在为全国广播公司(NBC)工作。但在他撰写的《捕杀》(Catch and Kill)——以惊悚小说的风格还原他对温斯坦事件的报道——中,他指责当时的上司对该报道持观望态度,部分原因是害怕他在有意无意间曝光了该公司自身的性骚扰问题和秘密和解。

NBC否认了上述指控,并表示该公司“一直置身于揭露性行为不端的第一线”,有关该报道受到不同对待的任何暗示都是“不合逻辑且荒谬的”。NBC在发给员工的备忘录中表示,该公司“没有秘密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尽管如此,法罗的指控在NBC内部引发了不安。该公司知名评论员雷切尔•马多(Rachel Maddow)在节目中发表了一大通激昂陈辞,称法罗报道的含意让人“很难承受”,并呼吁NBC展开独立调查以澄清-真相。


 

不过,当我问法罗是否认为NBC高管应该被追究责任时,他的回答得很冷静。他说:“这不该由我来说。我只能说事实就是事实,它们不容置疑。而且令我很受鼓舞的是,女权活动人士和记者同仁们都在关心这件此事,要求追责。”(法罗拥有律师资格,且有过数年外交官生涯,从他的回答水平可以看出这些历练。)


 

谈到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事情就带有较多个人层面的因素。2011年,希拉里在担任美国国务卿时,曾任命法罗担任她的全球青年问题特别顾问;他说,两人合作“多年”。但有关法罗在调查温斯坦老底的消息传开后,他觉得自己与这位政治人物——这位制片人捐款的受益者——的关系开始变冷。


 

这种现实是否痛苦?“如果你威胁到权力中心或者他们的资金源头,即便是与你有长期关系的人也会迅速远离你,这让人叹为观止,”法罗平静地说道,“最终,现实世界有很多人就是这么操作的。他们屈服于强大的利益,如果你对抗这些利益,你很快就会变得像是有‘辐射性’。”希拉里的发言人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意识到我们处在服务员稀少的禁区,我在用充满期盼的目光看着每一个走过的服务员。现在我只能把法罗也动员起来。“我们要不要给谁个眼神?”他笑着问,不一会儿,就有服务员递给我们两份菜单。法罗在他的书中带着苦笑的语气写道,他曾希望自己遇到的每个人都喜欢他。这个希望现在一定遭到了沉重打击。“是的,这一点也行不通。我们(作为记者)的工作就是不受待见。它需要非常执着和非常招人厌。在真相问题上,我坚定自信,我希望在工作时毫不萎缩。但我并不是那种越是遭人鄙视越是斗志旺盛的人。”

然而,对法罗而言,那些报道与其说是关乎个人,不如说是关乎权力结构。“老话说得没错:权力绝对会导致腐败,”他说道,“过去几年的调查报道给人的启示是,维护权力结构的体系是多么固化和腐败,打破这个体系又是多么的困难。但这些报道也表明,打破这些体系是有可能的,因为有勇敢的消息来源,还有继续站出来的举报者。”


 

服务员回来了,我快速看了一下以“安慰食物”为主的菜单,点了意式南瓜和乳清芝士方形饺,法罗点了一碗芹菜奶油汤。在报道温斯坦的丑闻时,法罗主要靠快餐填饱肚子。“现在,你看到的我正处于特别低潮时期,”他说,“因此,很遗憾,你不会看到我吃下一整盒的肯德基(KFC)。”


 

法罗很明确,他是个记者,不是活动人士。但他的工作性质意味着他与“#MeToo”运动有着不可回避的联系。他说道:“在我写那篇报道时,有很多时候我被称为歇斯底里、情绪化或太拘泥于细枝末节,这些语言通常是形容我们社会中的女性,首先是针对我的消息来源。”


 

“这几乎就像是我处于厌女症的半影之中,从其感受到一些残留的影响。我不能说自己理解在英美文化中,身为女性面对扑面而来的攻击是何种感受,但那种经历很可能让我有了一些局外人的见解。”


 

同样,法罗曾被他所称的全国广播公司的“大男孩俱乐部”欣然接纳。在《捕杀》一书中,他说起在某次会上,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总裁菲尔•格里芬(Phil Griffin)(最初聘用法罗的人)竟然炫耀一张一位女记者裆部的放大照片。(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发言人拒绝置评。)


 

“当我表现出不认同那种文化时,他们变得相当冷淡,然后我突然被踢出这个俱乐部,”他说,“我认为人们有点困惑,我们该怎么对待他?或许他不是我们中的一员。我只能认为那是荣誉勋章。”


 

服务员端来了我们的食物。法罗的汤是浅褐色的,令人生畏,厚实得可以让汤匙站起来。与此同时,我的意式方形饺令人印象深刻地咬不动——对于纯粹主义者来说,它处于恰到好处的咬劲十足状态(al dente)。


 

法罗的书中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时刻,他接到了温斯坦的电话。“你救不了你爱的人,”这位制片人怒吼道,“现在你却认为自己能救所有人。”前一句话指的是法罗的姐姐迪伦(Dylan),她在7岁时指控他们的父亲伍迪•艾伦(Woody Allen)性侵。


 

“在我写的每一篇报道中,我都试图把一切东西当作武器,”法罗说,“很明显,哈维•温斯坦极尽卑鄙之能事,试图挖掘我的个人隐私,在那些时刻让我动摇。”


 

法罗已不再与艾伦联系(尽管外界传言他有可能是弗兰克•西纳特拉(Frank Sinatra)的儿子,但法罗坚称艾伦是他“在法律上、伦理上和个人层面上”的父亲)。在《好莱坞记者报》(Hollywood Reporter) 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法罗敦促记者们向艾伦提出更尖锐的问题,同时没有建议演员们停止与他合作。正是读了那篇文章,温斯坦的指控者之一罗丝•麦高恩(Rose McGowan)才愿意与法罗交谈。

他的个人经历是否影响了他的报道?“就我姐姐的经历而言,没有任何事实上的关联,”他回答,“但它确实让我对那些消息来源遇到的阻力有了一些了解,因为我看到过我关心的人对抗一些障碍和体制。我试着把两者区分开来,也就是说,有可能一方面保持记者的距离和不偏不倚的立场,另一方面对你所报道的问题保持极大的热情。我认为最优秀的记者,那些我真正羡慕和敬仰的记者,往往具备这样的特质组合。”最终而言,他说,他的动机是专业上的。“记者最终不会停下。”

他随意地喝了一勺汤,礼貌地忽略了我正用刀切开意式方形饺的一幕。在法罗向《纽约客》交上爆料报道、并撰写《捕杀》一书的同时,他在牛津大学(Oxford)的博士论文正进入收尾阶段:论文共8.1461万英文词,题目是“美国代理人战争中的政治代表和战略现实”。“谢天谢地,我的教授们非常体谅我,”他说,“这些年来,他们一直问我为什么每天都出现在美国电视上,或者我为什么赢得普利策奖。”


 

这些教授们说得有道理,但这是法罗通常的做事速度。15岁时,他获得了他的第一个学位:纽约州北部的巴德学院(Bard College)的哲学学士学位。他在11岁时就作为一个“怪才”上大学了。后来他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Yale Law School);再后来,他拿到了“罗德”奖学金(Rhodes)。“对于由此导致的我在社交方面有多么不适应,你可以评判,但我觉得很开心,”他说,“我仍有一些在整个学校生活过程中交上的朋友。”

与此同时,他在全球各地旅行:先是和他的母亲一起投入人道主义任务,然后是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青年发言人。“我认为家庭给我的精神财富主要是我母亲的公共服务精神,”他说,“但愿还有我兄弟姐妹们的人生经历带来的一些同情心和客观判断力。”(米亚•法罗有14个孩子,其中10个是领养的。)“我很早就明白自己是多么的幸运,我享有的条件并非家里每个人都有。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被灌输这样一种理念:拥有这种特权的意义就在于努力以某种方式把爱心传递出去,尽可能地让自己对世界有用。我的确无法总能做到这点,但我内心深处有一个小小的声音不断地把我推往那个方向。”

从耶鲁法学院毕业后,法罗进入美国国务院,与已故的美国外交官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密切合作。霍尔布鲁克当时担任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事务特别顾问。霍尔布鲁克脾气火爆,最出名的是他在缔结《戴顿和平协定》(Dayton Peace Accords)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他支持强势的自由干预主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还担当了法罗父亲的角色,法罗在十几岁时就曾在他手下实习。“我认为他体现了美国外交传统的伟大,让人感觉他会为他辅导的任何人挡子弹,”法罗说道,“但与此同时,他非常难相处,总是把人们从他身边赶走。他会一把从我手上拽走备忘录,把纸都撕成两半了。”

法罗能否想象现在重返政坛?“我欣赏霍尔布鲁克的一点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政府,他深信美国的治理架构,”他回答,“我不知道长期而言我是否会这样。如果有合适的回归机会,我不会拒绝,但这不是我目前在积极寻求的东西。”


 

就目前而言,法罗实际上必须回到纽约,推广一个从《捕杀》衍生出来的播客,并投入HBO的一系列调查纪录片。此外,他还要考虑一场婚礼,法罗曾以最高效率方式求婚:在《捕杀》的初稿中留下一张便条,向交往了8年的男友、奥巴马之前的演讲撰稿人乔恩•洛维特(Jon Lovett)求婚。突然,他站了起来,汤几乎没有动过。“我现在差不多一直在工作,我可能会在某个时候去应对这种失衡,”他说,他用力握着我的手,目光锐利地盯着我,“但在眼下,这只能说是一种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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