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的曙光——胜利者(上)(摘自《铁幕:东欧的崩溃:1944-1956》)
4366字
2021-03-29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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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译客

在纳粹统治的最后几个月里,我们所有人都是亲俄的。我们都盼望着东方的胜利曙光。但这个胜利曙光烧掉了太多东西。发生了很多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每天晚上,黑暗的大街上不时回荡着悲痛欲绝的妇女的哭嚎声。

——露丝·安德里亚斯·弗里德里希

俄国人…...以一种自亚洲部落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方式横扫了当地居民。

——乔治·凯南

在布达佩斯,约翰·卢卡奇(JOHN LUKACS)“看到了大批来自东方,身着灰绿色军装的俄国人”。在柏林东部郊区,鲁兹·拉科(Lutz Rackow)看到了“坦克,坦克,坦克,坦克”,以及跟进的大批步兵,其中还有“扎着金色辫子的亚马逊女战士”。这就是苏联红军:他们是一群饥饿、暴躁、疲惫且身经百战的战士,有的士兵还穿着两年前参加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时的军装,他们都有恐怖暴力的记忆,现在所有人都被耳濡目染变得很残忍。

1945年1月,苏军在横渡维斯瓦河时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势,这条河流经波兰中部。苏军快速通过了已被摧毁的波兰西部和波罗的海国家,经过可怕的包围战后于2月中旬占领了布达佩斯,3月占领了西里西亚。对东普鲁士柯尼斯堡(Königsberg)的攻势于4月份结束。到那时,两个集团军群——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已推进到了柏林城郊,为最后进攻进行军事准备。4月30日,希特勒自杀。一周后,即5月7日,阿尔弗雷德·约德尔(Alfred Jodl)将军以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名义向盟军无条件投降。

即使到今天,也不容易评估东欧在战争最后5个月里发生了什么,因为不是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记得这血腥的几个月里所发生的事件。在苏联史学中,战争的最后阶段总是被轻描淡写地描述为一系列的解放。按照标准叙述,华沙、布达佩斯、布拉格、维也纳和柏林都摆脱了纳粹德国的奴役,苏联红军取得了一场又一场胜利,法西斯分子被消灭了,人民欢欣鼓舞,自由得以恢复。

但其他人却讲述了不同的经历。几十年来,德国人,尤其是柏林人,很少提及1945年5月以后发生的事情。然而,如今他们还清晰地记得苏军占领柏林后所发生的抢劫和滥施暴力,但最重要的是大规模强 奸。在东欧地区,人们还记得苏军对抗击德军的当地非共产党游击队的袭击,以及随之而来的任意和有目标的暴力浪潮。在波兰、匈牙利、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很少有人记得红军的到来是纯粹的解放。相反,它被铭记为一场新占领的野蛮开始。

然而,对许多人来说,这两种对立的观点也不能提供完整的叙述。红军的到来确实预示着数百万人的自由。苏军士兵解放了了奥斯威辛-比克瑙、马吉达内克、斯图托夫、萨克森豪森和拉文斯布鲁克等集中营,他们还释放了被关押在盖世太保监狱里的所有犯人,为藏在谷仓和地窖里的犹太人逐渐回归正常生活提供了可能。犹太囚犯热尼亚·佐纳本德(Genia Zonabend)从德国东部的一个小型劳动营里逃了出来。她向德国人讨饭,遭到了拒绝——一个过路的俄国人听了她的遭遇后给她食物,就像她还记得那样:“他们还给我提供热水洗澡。”

苏联人不仅仅帮助了犹太人。苏军的到来也使波兰西部的波兰人能够在公共场合讲波兰语。“只允许德国人”的标志在被德国化名字命名的波兰城市的商店、电车和餐馆里消失了。在德国,当苏军到来时,希特勒的反对者欢呼雀跃,数百万捷克人和匈牙利人同样也很高兴。一位匈牙利人告诉我:“我跑到院子里拥抱了看到的第一个苏军士兵。”但她并不是唯一一个这么做的。另一位匈牙利人描述了苏军的到来对于他和妻子意味着什么:

“我们感觉被解放了。我知道这有点儿文绉绉的,但是这些词语不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了,但是除了说我们被解放了,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话来描述我的心情了。不仅仅是我们这样感觉,坐在地下室里,相互拉着对方的手,留下了眼泪: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感觉,感觉世界发生了改变,感觉生活在这个时刻是值得的。”

一名波兰人同样对我说:“我们对俄国人并没有复杂的感觉。他们解放了我们。”但即使是对苏军的到来最欢呼雀跃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由于这个原因,苏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当描述所发生的的一切时,很多人都称之为“新的蒙古人入侵”,使用具有排外主义色彩的字眼来引出前所未有的规模程度的暴力。乔治·凯南称之为“亚洲游牧部落”。桑多·马拉伊(SándorMárai)还记得那些苏联人“就像完全不同的人类,他们对任何事物没有反应”。约翰·卢卡奇回忆说他们“长着又黑又圆的蒙古脸,眼睛很小,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充满着敌意”。

在某种程度上,东欧人似乎对苏联士兵很陌生,因为他们对东欧人非常怀疑,而且他们似乎对东欧的物质财富感到震惊。自十月革命以来,俄国人被灌输了资本主义的贫穷、失业和悲惨状况以及他们自己制度的优越性。即使在进入当时东欧地区最贫穷的波兰东部后,苏军士兵还发现了当地农民还养了几只鸡和几头牛,还有换洗的衣服。他们还发现小城镇里还有岩石教堂,鹅卵石铺的街道,人们骑自行车,而在俄国大部分地区,人们都没见过自行车。苏军还发现农场里有坚固的谷仓,农作物被整齐地种植。这些富足的景象与俄国农村的极端贫困、泥泞的道路和小木屋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他们看到柯尼斯堡的教堂,布达佩斯的公寓,柏林满是古董家具的房子,身穿他们认为难以想象的奢侈服饰的“法西斯”妇女,神秘的抽水马桶和电动器具时,他们真的震惊了:“我们的士兵看到了郊区两层楼高的房子,里面有电、煤气和浴室,还有精心照料的花园。我们在柏林看到了富裕资产阶级的别墅,看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奢华城堡、庄园和豪宅。”很多士兵看到德国的富裕景象后愤怒地不断质问道:“他们为什么来侵略我们?他们想要什么?”

他们在寻找原因。一位政治官员在写给莫斯科的信中解释道,“这是一种基于剥削劳动力的富农农业。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很好很富有。当我们的红军士兵,尤其是那些政治上还不成熟,持有小资产阶级私有制观点的士兵,不由自主地将集体农庄与德国农庄进行比较,赞扬德国农庄。甚至有一些军官喜欢德国的东西……或者说所有的东西都被偷了。一名苏军士兵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从我们所目睹的一切来看,很明显,希特勒抢劫了整个欧洲是为了取悦他的血淋淋的贪欲。他们的羊是最好的俄罗斯美利奴羊,商店里堆满了来自欧洲所有商店和工厂的商品和货物。在不久的将来,这些东西将会作为我们的战利品出现在俄罗斯的商店里。”

因此他们要偷回来。苏军士兵在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半岛国家以及德国偷走了酒和女士内衣、家具和陶器、自行车和亚麻制品。手表对苏军士兵来说似乎有着近乎神秘的意义,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会同时戴着6块手表四处走动。有一张经典的苏军士兵在国会大厦楼顶举起苏联国旗的照片,这张照片后来被修改了,把这位年轻士兵手臂上戴的几块手表给抹掉了。在布达佩斯,对手表的痴迷仍然是当地流传的一部分,并可能塑造了当地人对苏军的看法。在战争结束几个月后,布达佩斯一家影院放映了雅尔塔会议的一个新闻影片。当影片中的罗斯福总统在向斯大林说话时举起了手,几名观众大喊道:“当心你的手表!”在波兰也有类似的笑话,多年来波兰儿童玩“扮演”苏军士兵的游戏,他们大喊:“把手表给我。”上世纪60年代一部深受波兰儿童喜爱的电视剧中有这么一个场景:苏军士兵和波军士兵在一座废弃的德国大楼里宿营,他们收集到了一大堆被偷盗的钟表。

对许多人来说,这些盗窃行为预示着那些曾热切期待苏联军队到来的人们将经历痛苦的幻灭。马拉伊讲述了一个老人,一个“受人尊敬的族长”,郑重地地接待了他的第一位苏联访客,并恭敬地告诉他自己是犹太人:

那个苏联士兵露出了笑容,拿开挎在脖子上的冲锋枪,按照俄罗斯的传统轻轻地亲吻了老人的两颊。他说他也是犹太人。他默默地、衷心地握了一会儿老人的手。

然后,他又把冲机枪挂在脖子上,命令老人和他的家人站在房间的角落里,把手举起来,朝着墙壁……然后那个苏军士兵开始慢吞吞地扫掠屋里东西。

一些苏军士兵对此也感觉不安。多年以后,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 Vasily Grossman )告诉女儿,苏联红军在跨过苏联边境后就“变坏了”。格罗斯曼记得,一天晚上,他和几名苏联士兵睡在一所德国人的房子里,其中包括一位“威严的”上校,他有着一张“善良的俄罗斯人面孔”,他太累了,看上去几乎要垮掉了:“整个晚上,我们听到上校的房间里传出的嘈杂声。他早上没打招呼就走了。我们去了他的房间:一片狼藉,上校像抢劫犯似的搬空了橱柜。”

拿不走的东西通常被毁掉。柏林和布达佩斯的巷战造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附带损害,但苏军也肆意进行破坏,显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波兰的基督教摇篮格涅兹诺(Gniezno),苏联坦克故意破坏了具有一千年历史却没有军事重要性的大教堂。当时拍摄的照片(后来被隐藏了70年)显示,坦克孤零零地停在在城镇广场上,无缘无故地向古建筑开火。在占领布雷斯劳后,苏军士兵故意点燃了古城中心的建筑,将大学图书馆、城市博物馆和几座教堂的无价藏书付之一炬。

抢劫和破坏持续了数月,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复杂,最终将这些行为冠以“赔偿”的官方形式。但非官方的抢劫也持续了好几个月。到1946年,东德官员抱怨说,驻在萨克森的苏联军官住在私人公寓里,并命令将萨克森州城堡收藏的家具、绘画和瓷器中送给他们:“他们离开这个地区时就会带走这些东西。”莱辛巴赫附近的弗里森城堡的主人抱怨说,他丢失了一张价值4000帝国马克(战前货币)的桌子,三条价值11500帝国马克的地毯,一个价值18000帝国马克的洛可可式五金柜,以及一张价值5000帝国马克的桃花心木桌子。没有任何记录表明这些物品被归还了。

更加恐怖以及造成更深刻政治影响的是对平民的暴力袭击,这在苏军到达柏林之前就出现了。随着苏军挺进波兰,暴力行为就如影随形,在匈牙利愈演愈烈,在德国达到了骇人的程度。对于遇到苏军的人们,愤怒的苏军士兵似乎被一种复仇的欲望所驱使。他们因朋友、配偶和孩子的死去而义愤填膺,被烧为平地的村庄和德国人在俄国留下的万人坑所震怒。有一次,格罗斯曼看到了马路上有数百名摆脱德国人囚禁的苏联儿童向东走。苏联士兵和军官肃穆地站在马路两边,“专注地看着他们”。这些男人是父亲,他们在寻找失踪的儿子和女儿,这些孩子都被送到了德国:“一位上校在那里站了好几个小时,笔直而坚定地站在那里,脸上流露出阴暗忧郁的表情。黄昏时他回到了车上:他没有找到自己的儿子。”苏军可能被自己的指挥官、无情的战术,不断的威胁和政治间谍,以及自己的损失所激怒。历史学家凯瑟琳·梅里代尔(Catherine Merridale)采访了数百名退伍军人,她认为他们经常表达对政治的愤怒:“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苏军士兵很快就会发泄几十年来受国家压迫和地方暴力积累起来的愤怒。”

被苏军新占领地区的妇女会承受这种愤怒的冲击。不管哪个年龄段的妇女都遭到轮 奸,有时还被杀掉。以古拉格编年史而闻名的俄国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于1945年随苏军进入了东普鲁士。在那里,他把所目睹的恐怖场景写成了一首诗歌(后来由罗伯特·康奎斯特( Robert Conquest)翻译成英文版本):

墙边半掩着的呻吟声:

那位母亲受伤了,但还活着。

小女儿躺在床垫上,

她死了。有多少人强 暴过她?

一个排,还是一个连?

小女孩变成了女人,

女人变成了尸体。

所有一切都归结于简单的几句话:

不要忘记!不要原谅!

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这些报复行为经常与政治无关,也不仅仅针对德国人和纳粹同情者。正像格罗斯曼指出的那样:“从集中营被解放的女孩子要遭殃了。今晚,一些女孩儿躲在我们的记者室里。在深夜我们被尖叫声惊醒了:一个记者禁不住女人的诱惑。”当时列夫·科佩列夫( Lev Kopelev)是苏军的一名政治官员,他在回忆录里记述了一名俄国女孩的命运。她被掳到了德国充当强制劳动力,但她被误当成了敌人。她很漂亮、年轻和活泼,一头金发垂在背后。一群士兵(我猜他们喝醉了)在大街上游荡,看到了她:“嘿,德国佬,嘿,贱 货!”接着对着她的后背就是一梭子。不到一个小时她就死了。她死之前放声大哭:‘为什么要杀我?’她刚给母亲里写了信说她要回家了。”

有时受害者是波兰的强制劳工,他们很不幸地遇到了苏军:“当时传来了一声疯狂的尖叫声,一个女孩子跑进了一座仓库。她那梳成辫子的金色长发凌乱不堪,裙子也被撕到了胸部,疯狂地尖叫着,‘我是波兰人!上帝啊,我是波兰人!’两个坦克兵在后面追她,他们都戴着黑色的头盔。其中一个家伙喝的酩酊大醉。”当科佩列夫试图阻止时——理论上说,强 奸会被当场枪决——但战友却阻止了他,嘟囔到:“一些指挥官......他们会枪毙正在强 暴德国婊 子的士兵。”一名士兵射杀了一名被当成“间谍”的意识迟钝的老妇人,当他提出反对意见时同样遭到了斥责:“你想为了一个讨厌的德国老太婆而与自己的人民作对吗?”

强 奸和暴力也震惊了当地共产党员,他们立即意识到了他们所造成的的政治影响。在公开场合,强 奸被归咎于“穿着苏联制服的破坏分子”。在私下里,地方共产党人请求当局帮助维持社会秩序。1945年2月,一名波兰安全官员在写给波兰军队宣传指挥官的信中抱怨,苏军士兵“对待波兰人的方式损害了波苏友好关系,弱化了波兹南民众对解放者的感激之情......强 奸非常普遍,有时竟当着父母和丈夫的面做这种事。更常见的情况是,士兵,通常是年轻军官,强迫妇女到他们的住处(有时以帮助照顾伤员为借口),并在那里侵犯她们。”

其他人企图否认正在发生的事情。当时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匈牙利青年解释说他从来没听说任何关于强 奸的事情:“我的家人会说,‘这是纳粹的胡说八道’......那个时候我们还确信苏联是新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这些“新人”并不符合期望值。有段时期他负责管理一群年轻的苏军士兵:“到了晚上,他们经常从窗户跳出去,去喝酒找妓 女等,这让我们感到很尴尬,对他们很尴尬。我们不能训斥他们,但我们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

有些人被牵涉其中。罗伯特·比亚莱克(Robert Bialek)是当时德国城市布雷斯劳为数不多活跃的地下共产党员之一,在首次与占领这座城市的苏联指挥官庆祝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想帮助他们),他回到了家,发现妻子被强 奸了。对他来说,这是结局的开始:“两个普通的苏联士兵的野蛮本能让这个世界在我的脑海中崩塌了,纳粹的酷刑和最微妙的说服都无法做到这一点。”他写道,他希望“我能像我的许多朋友一样,被埋在这座城市的废墟下。”

人们经常正确的观察到,发生在德国或其他国家的大规模性暴力并不是有计划性的,也没有下达此“命令”的文件。然而科佩列夫和索尔尼仁琴的经历也是真实的,苏军士兵的直接上司并不想阻止他们这么做,强 奸和任意杀人也被容忍,至少是在占领的前几周是这样。虽然当地指挥官有权做出决定,但这种容忍是从最高指挥层上传下来的。当南斯拉夫共产党员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jilas)向斯大林抱怨苏军的行为时,这位苏维埃领导人竟然不明白这位作家怎么不能“理解经历血与火和生死,穿越数千公里的红军战士和女人玩玩或干点出格的小事呢”?

苏联对德国人和德国宣传强化了这种“理解”,在对柏林的最后进攻中变得尤其强烈,目的在于羞辱德国的男人们。“不要数天数;不要数距离。只要数你杀了多少德国人,”一位战地记者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该文章在1945年2月以后经常被反复阅读和转载:“杀德国人——这是你母亲的祈祷。杀德国人——这是你的俄罗斯土地的呐喊。”

虽然抢掠、暴力和强 奸并不是政治计划的一部分,实际上这些暴力行为对苏军占领的国家产生了深刻和长期的政治影响。一方面,暴力行为使人们对苏联统治产生了怀疑,对共产主义宣传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了深刻疑虑。同时,暴力,尤其是性暴力,对人们造成了极度恐惧。苏军很残忍,虽然它很强大,但也可以被阻止。男人保护不了女人;女人们保护不了自己;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不能保护孩子或财产。不能公开讨论被激起的恐惧,官方回应通常也是晦暗不明。在匈牙利,1945年2月,布达佩斯国民委员会( Budapest National Committee)取消了堕胎禁令,虽然未具体解释原因。1946年1月,匈牙利社会福利部长发布了一项逃避性法令:“由于前线的影响和随后的混乱,出生了很多家庭不愿养育的孩子......因此我请求孤儿院......收养所有解放后9-18个月内出生的遗弃婴儿。”

即使是个人反应往往是麻木和敷衍的,于是他们仍然这么说:外面是什么说法?多年以后,一位在苏联入侵时还是个孩子的东德牧师,在讲述他所记得的事情时,仍然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地:“俄国人来了,接着发生了强 奸,太让人难以置信了。这让人刻骨铭心。当时我才15岁......一些妇女藏了起来,她们还带上了其他人,包括我的母亲,这非常艰难......虽然很恐怖,但同时也有一种轻松的感觉,毕竟活着逃了出来。我的心中有一股奇怪的紧张感。”

战后初期,在苏联占领的东欧地区可以明确和公开地谈论大规模强 奸。1948年11月,东德当局在柏林的“苏维埃文化之家”(House of Soviet Culture)组织了一场关于这个问题的公开辩论。这次会议是受到了当时的《柏林日报》的记者兼编辑,后来担任共产党官方报纸《新德国》( Neues Deutschland)编辑

鲁道夫·赫恩施塔特(Rudolf Herrnstadt)的激发,他写了一篇名叫《关于俄国人,关于我们》(About the Russians and About Us)的煽动性文章。这次辩论吸引了大批民众,由于人数太多,《新德国》报纸后来抱怨大厅“显得太小了,不适合讨论这个严肃的话题”。

赫恩施塔特煽动性地反复提到几天前已在《新德国》报纸上登载的那篇文章的主题开始了讨论。他宣布,德国“如果没有苏联的无限支持,就不能克服当前的困难”,接着他打消了公众对苏军的愤怒和愤恨。他贬低了听众中的一些人,他们说自己的“小叔子站在路边,自行车却被偷了,他一生都在投票支持共产党”。苏联军队怎么可能知道这个人是为共产党员呢?”为什么这个人没有和红军一起抗击纳粹?为什么整个德国工人阶级都站在路边等着被拯救呢?

辩论讨论持续了四个小时,第二天晚上将继续进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讨论焦点逐渐从被偷自行车的话题上转移开。在词关键时刻,一位妇女站起来宣称,“许多妇女都经历过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影响了我们在见到苏军士兵时的反应。”她仍在委婉地提到“我们对身穿制服的人都怀有的恐惧和不信任”。“读了辩论的文字记录,你就会奇怪地发现,每个人都立刻明白,真正的主题不是盗窃,而是强 奸。

对苏联人行为的辩护一个接一个地冒了出来。德国人必须要学会寻找理由来克服感情。德国人必须坚持阶级斗争。是德国人挑起的战争。是德国人的残忍让俄国人变得残忍起来。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反对意见——一些妇女进行了反驳,其他人想知道俄国妇女在国内是怎样被对待的。直到最后,在辩论的第二天晚上,一名苏联军官站起来有效地结束了争论。他宣称,“没有人像我们遭受了那么多苦难:700万人死亡,2500万人失去了家园”:“1945年到达柏林的苏联士兵是什么人呢?他是来旅游的吗?他是被邀请来的吗?不是,他是跨过数千公里苏联焦土的士兵......可能他在这里找到了他被绑架到德国做奴隶劳工的新娘......”

这次干涉结束之后,公众的讨论很快就结束了:对于那位苏联军官的论点,没人做出实质的回应。他的言辞提醒了大厅中的所有人:不仅战争和苏军的强烈复仇欲望都是德国的责任,而且谈论此话题或对此话题有其他企图都是没有意义的。

官方对此也沉默了。但是对大规模强 奸、抢掠或暴力行为的记忆不会在德国、匈牙利、波兰或其他地方消失。他们只是说出了“我们对身穿制服的人都怀有的恐惧和不信任,”这是在柏林讨论会上的一位妇女说的——这种恐惧在暴力停止后仍持续了很长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恐惧、羞耻、愤怒、沉默这些特别强大的情感组合,为新政权的实施奠定了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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