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余波——饥饿的世界(摘自《战争的粮秣》)
3399字
2021-02-23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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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译客

战争结束后?......现在更困难了......没有住的地方......无家可归......就像在战时的前线:工人和农民睡在地窨子里。食物很差,还难弄到......条件比战前更差了;现在更糟糕了。

(1948年一名苏联老兵描述的生活状况)

二战的余波留下了一个饥饿的世界。战争的结束并未结束战争带来的穷困和饥饿。自1939年以来,世界人均可支配的粮食总数下降了12%,而且粮食短缺的分布很不均匀。数百万人的食物量不及1939年的一半。

对于日本来说,战败加剧了战时最后几个月的饥饿,城市居民只能以大米粥和喂马的麦糠赖以为生。在投降后的三个月里,约10万东京市民被饿死,全国其他城市的形势也是类似的。德国人在1945年5月以后开始遭受饥饿。德国被划分成了4个占领区,由法国、英国、美国和苏联管制。四大国就赔偿问题以及允许德国工业的恢复程度未达成一致。德国破败的农业领域仅能生产满足城市居民人均每天1000卡路里的粮食,于是饥饿在占领区的城市中肆虐起来。

盟军不愿意进口粮食,但美占区的官方配给由每天的1135卡路里增加到了1946年1月的1550卡路里。联合国(United Nations)建议的最低量为每天2300卡路里。1946年3月,英占区的配给为每天1024卡路里,按照食物标准包括“每天两片有少量人造黄油的面包,一勺稀粥和两个马铃薯(还经常没有马铃薯)”。作为饥荒最严重的的城市之一的汉堡市,市民开始以每天一公斤的惊人速度消瘦。医院里躺满了因饥饿引起的严重水肿的病人。

人们只能在黑市购买食物赖以生存。恶性通货膨胀产生了易物经济,美国香烟和巧克力变成了主要“货币”。随着诸如白喉,伤寒和肺结核等与饥饿相关疾病的流行,上升的死亡率反映了普遍的营养不良。新生儿的体重也下降了。战败的德国人的悲惨状况是对1940年4月20日丘吉尔演讲某种程度的嘲讽。在演讲中,他为封锁欧洲大陆辩解称盟军会“在全世界建起粮食储备,欧洲人民不会挨饿——我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这样说的——纳粹势力崩溃后,肯定立即为德国人民和奥地利人民带来食物、自由与和平”。

无家可归使得粮食短缺问题更加严重。许多世界级城市沦为一片瓦砾。德国一半的房屋被炸毁了;日本的城市地区的40%房屋被毁。有1300万德国人无家可归,日本人则为1500万。后来成为德国总理的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这样描述德国城市的情形:“弹坑、地洞,成堆的瓦砾,铺满残骸覆盖的田野,让人无法想象这里曾经是房屋的废墟,拔地而起直冲天空的电缆和水管就像上古时代怪物的烂肠子,没有燃料,没有电灯,小花园都变成了墓地,最重要的是,腐烂物的臭味就像一块静止的乌云挥之不去。在这片无人区里竟然有人类生存。”即使在广岛(Hiroshima),幸存者也只能在废墟中生活。在美国投放原子弹两周后,布莱尔·旭古(Teruko Blair)和她的家人回到了城中破败的家中。“浴缸还在,被一块铁墙围着。”

父亲放在浴缸里蒸饭锅和旧炖锅保存了下来。厕所还在,瓷砖也没有掉落。房顶却没了。”尽管旭古的父亲的双手和脸因辐射灼伤化脓了,但他还是把原来房子位置的空间清理干净,妹妹和母亲(她们都患上了辐射病)去寻找房顶。她们回来时头上顶着一块金属片,“你可以看出她们走了好几英里才找到的,因为整个地方都被夷为平地了”。他们把那块金属板固定在伫立着的门柱上,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那样睡在这个临时庇护所里。她回忆说,这样活着“还不如动物”。尽管被告知75年内长岛市不会生长任何东西,但她的母亲发现了有发芽的植物,于是一家人把原来邻居房子的位置清理出来,“在城市中央种上了小麦——市区有很多空地,很多人再也没有回来”。

如果说战败的德国和日本正处于饥荒,那么它们昔日帝国的其他地区却处于极端的贫困状态。欧洲的粮食产量已下降到战前的36%,即使是幸运的人每天也只能获取1900卡路里热量的食物。数百万人在死亡线上挣扎,每天摄入的热量不足1000卡路里。在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和意大利,儿童营养不良和肺结核的患病率已达到传染病的比例。在曾经生产世界市场70%稻米的东南亚,人们每天仅能依靠250克食物生存。死亡率增加了近一倍。

朝鲜陷入了饥荒,爪哇岛有数百万人正在饿死。在大英帝国,印度逐渐从粮食供应体系管理不当的混乱中恢复过来,但每日人均摄入的粮食只有9.5盎司(269克)。即使在相对远离战争的拉丁美洲,通货膨胀意味着更加贫穷的墨西哥人要花掉几乎所有收入购买比1939年消费还要少的粮食。由于战争的破坏,中国的形势最为严重。

河南省的农民在1944年为躲避日本人的侵略逃离了家园。当他们回到村庄后发现种谷被吃掉了,耕畜和牲畜被宰杀了,农具被当做金属没收了,家园也被烧成了平地。华中和华南的人民以“野草、草根、树皮,甚至观音土”为食。至少有3000万人营养不良。到1946年,联合国估计有700万中国人在数月内面临着饥饿问题。

作为战胜国,苏联的形势还好一些。西部解放区的农民以从田地寻觅的野草和冻马铃薯等饥荒食物为生。这些饭菜就像它们的名字的意义那样糟糕,比如toshnota,俄语的意思是“恶心”;把toshnoiki的讽刺称谓为“食物”。

1945年12月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 )在访问苏联时,并未被允许看到完整的战时破坏程度但是他“了解到”有1700个城镇和6万个村庄被“彻底摧毁”。他得出结论说:“苏联人民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生活,我们对此却手足无措。”在苏联解放区,至少有一半农民和许多城镇居民像前线的士兵那样生活在糟糕的潮湿地窨子里,把能找到的任何东西当做洞顶。

一位哈佛项目(Harvard Project)的调查对象解释说,虽然苏联人是胜利者,但“他们看起来表现的像是战败国家的人民......他们看起来心里好像有一块石头。(这个人用右手捂住了左胸)”。当1948年到罗斯托夫时,他看到“几个人依然生活在地洞里”,发现他的姨妈吃的食物是玉米面包和大豆汤,一些卷心菜、马铃薯、茶叶和食糖。战争结束四年了,她还穿着士兵撤退之前卖给她的衣服。到处都是乞丐。许多人都是失去一支胳膊或一条腿的残疾老兵。

火车站到处都是向旅客乞讨的孤儿。

在俄国北部,很多村庄的男人再也没回来。没有机器和燃料,妇女们只能自己拉犁种地。被遣返的原战俘和德国强制劳动力的苏联人从古拉格和劳动营转移到了通常减缓劳动力问题的集体农场,而这些地方却变成了强制驱逐者的悲惨之地。

战争会弱化斯大林政权以及生活会改善的所有希望无情地破灭了。1946年9月,斯大林恢复了中央计划经济和国家粮食分配制度。农民的私人小型田地,菜园和工厂和市民开垦的小块田地都被视为非法。政府声称,人民“忘记”了1939年5月发布的防止集体土地被如此利用的早期法令。而政府积极鼓励人民摒弃此法令的事实也被随随便便地忘记了。

1946年夏,俄国南部和乌克兰的干旱造成了粮食歉收。但是斯大林需要更多的粮食,而不是更少。对东欧新的卫星国的粮食出口目的在于巩固苏联对这些国家的控制。斯大林无情地实施让农民挨饿的惯例政策。国家征调了几乎所有额收成,只留给农民一些马铃薯。省委对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提出警告说,集体农场的农民正在挨饿。沃罗涅什(Voronezh)地区的卡拉什市( Kalach)报告说,他们的生活条件“很糟糕。我们什么都没有,只能吃橡子,我们虚弱的都走不动路了。今年我们会被饿死。”“在基辅郊外的瓦西尔科沃夫 ( Vasilkovov)的一座桥下发现了一个人头和几个脚掌”。“很显然,一具尸体会被吃掉了。”

成群的匪徒,很多没有受过教育或无业的退伍军人开始在农村游荡,偷盗食物。国家安全部(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的部队被派出消灭他们。食物短缺已严重到斯大林不能满足城市地区的食物需求,于是正像宣布禁止拥有私人田地那样,在9月,政府又发起了一场“节约面包”的运动。拥有面包卡资格的人数被削减了。那些仍然有领取面包资格的人只能领到掺加了燕麦、大麦和玉米面的面粉制作的劣质面包。计算1946-1947年干旱和饥荒影响的苏联历史学家V▪F▪齐马(V. F. Zima)估计,由于战争的缘故,全苏联有约一亿人营养不良;在1946-1947年的饥荒年份,至少200万人死于饥饿和相关疾病。

在英国,胜利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伴随而来的是令人失望的日益困苦的生活。1945年,选民选择了工党政府,希望政府可以构建让多数英国人民感觉为之奋斗的更加公平的社会。国民保健服务(National Health Service)建立于1948年,这是政府为国民健康负责新意愿的切实表现。然而,工党政府却面临着经济破产,不是引导步入新的繁荣时代,而是在一段时间内不断加强的食品监管和加剧的短缺。

因此英国政府不得不实施配给制。随着1945年月美国租借法案援助的突然且意想不到的终止,英国现在处于与30年代德国的相似局势。英国政府缺少无限制进口粮食的外汇;它还发现自己已耗尽了珍贵的黄金和美元储备为昔日的德国敌人购买粮食。英国人被迫接受国家社会主义风格的自给自足饮食。到1946年7月,政府首次实施面包配给,并采取一种新体系来控制马铃薯销售。

粮食部(Ministry of Food)原来规定的两种不限量的主食,到现在也被限购。这两种主食的实际消费并未显著下降,但对士气却是一个打击。工党政府计划设法摆脱经济困境。英国工人努力生产出口商品对于为粮食进口提供资金是至关重要的。

这在持续节约和自我牺牲的气氛中要求人们更加努力地工作。

然而,饱受战争之苦的英国人已经受够了自我牺牲以及面包和马铃薯。战后英国人饮食中的脂肪和肉类数量下降了,人均热量消费降低到了2300卡路里,这相当于战后美国人均消费的约三分之二。在实施面包配给时辞职的政府营养顾问杰克·德拉蒙德(Jack Drummond)警告说,“饭菜变得非常不可口,很多人都不愿意吃。”他还担心人们因此会出现体消瘦。

在战后时期,英国政府开始进口让大众感觉既新奇又讨厌的代替食品。外汇的缺乏,获取阿根廷牛肉的问题,以及向欧洲解放区供应的肉罐头储备的枯竭,促使粮食部寻找肉类替代品:鲸鱼肉和杖鱼。里昂街角商店( Lyons Corner Houses)使用食醋和水将鲸鱼肉腌制24小时,然后制成鲸鱼牛排出售。但是英国家庭主妇不愿意买这东西。尽管鲸鱼牛排使用洋葱油炸看起来像牛排,但尝起来有一股恶心的鱼腥味。1950年,有4000吨鲸鱼肉在泰恩河的码头腐烂。

1948年,英国从南非进口了1000万吨杖鱼。在南非,杖鱼被当地的亚洲社区视为珍品。当地人使用洋葱和马铃薯烹饪杖鱼,或者把杖鱼捣碎了与杏梅酱拌在一起烤着吃。不幸的是,这种尝起来像马鲛鱼的油腻多刺的杖鱼不适合被制成罐头;尽管粮食部竭尽全力推广诸如“辣酱杖鱼”等菜品,但英国人还是拒绝食用。甚至有可能只有极少数人品尝过杖鱼。不久以后,令人讨厌的杖鱼罐头和900万个澳洲梭鱼罐头都被当成了猫粮出售。

补贴、生活福利和就业意味着工人阶级战时改善的饮食得以维持。对于工薪阶层来说,似乎是工党最终兑现了更好生活的承诺。但是,由于战争被降低生活风格的中产阶级却感觉他们好像被击败了。他们发现与奢侈品支出相比,要支出更高比例的食品预算,并且热量和蛋白质摄入量已下降到仅能维持健康水平的程度。在莫莉·潘特-唐斯(Molly Panter-Downes)的小说《一日钟情》(One Fine Day )(1947)中,她对中产阶级的生活风格被逐渐腐蚀的看法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斯蒂芬·马歇尔(Stephen Marshall )和他的妻子劳拉( Laura)“在往昔快乐的时光里骑着马,一群仆人前呼后拥地簇拥着伺候着”。现在原定、厨师、女仆和保姆都离开了,房子也陷入了“破旧和失落”感。劳拉笨拙地干着家务,去几乎空空如也的商店去们排队购买食物,在几乎没去过的厨房里做不出可口的饭菜。斯蒂芬不敢相信,现在每天晚上所做的就是洗餐具。

多年以来,中产阶级对工党由发牢骚转变成了不满。英国家庭主妇联盟(British Housewives’ League )组织游 行抗 议面包配给。1951年,工党在大选中败给了保守党。保守党在竞选时宣布要结束艰苦朴素的日子。

美国是唯一在良性的经济状态中结束战争的交战国。实际上,美国在战时的经济扩张使其成为“国际舞台的巨人”。当时全球几乎三分之二的工业生产都在美国,其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倍,收入也增长了。美国拥有世界上生产力最高的工人;美国每公顷的粮食产量也是全世界最高的。在遭受毁灭和破败得战后欧洲和日本,美军基地犹如富有的小岛。曾经被士兵所拥有的强大火力所证明美国经济资源,现在却被丰富的食品物资所证明。

在德国,儿童在美军军营外乞讨。美军士兵把令人垂涎欲滴的汤、蔬菜、牛排和沙拉等剩饭分给他们。对解放最普遍的记忆是美军士兵在经过城镇和村庄时,向孩子分发糖果和口香糖。在日本,小孩子高兴地向美军士兵打招呼:“给我巧克力。”欧洲的孩子也非常想喝在美军基地的福利商店售卖的可口可乐;在奥地利,可以向孩子许诺免费喝可口可乐来引诱他们参加青年活动。虽然可口可乐公司并未打算利用其向军队提供苏打饮料的垄断地位作为营销手段,但向美军士兵销售的可口可乐饮料成为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样本计划”。

到1950年,当美国大兵可乐瓶装计划结束时,可口可乐已将自身打造成返美退伍军人和羡慕美军所有东西的欧洲青年人的首选饮料。

与瘦弱、肮脏和营养不良的欧洲人和日本人比起来,美国人的巨大提醒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三浦晃(Miura Akira)回忆说:“(那些美国人)吃穿都真的很好,身体那么健康,和瘦弱的我们比起来真是有很大反差。这是最让我们的心理受到严重打击的方面。我们常常最自己说,我们为什么要和这些人作对?我们不可能赢的。(一片笑声)。”美国人的食物也是特大的。“有时候美国人会给我们一些马铃薯,那些马铃薯的块头大的让人难以置信。(一片笑声)日本的马铃薯小多了。这些美国马铃薯得比日本马铃薯大一两倍。按照美国人的标准,罐头可能不可口,但对我们来说,所有的食物尝起来都很美味。”

从美国运到欧洲的爱心包裹里的东西就足以让其接受人惊叹了。有超过 一亿个爱心包裹被运往欧洲(从1948年起向日本运送)。正像莱因霍尔德·瓦根莱特纳(Reinhold Wagenleitner)说的那样,“在饥寒交迫的欧洲,救助计划被视为一个满是商品的橱窗,展现了美国经济体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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