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创新在确保未来澳大利亚经济方面的作用-美国研究中心
4217字
2021-02-16 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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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译客

全球经济的未来尚不确定,但其方向是明确的:服务将变得更有价值,价值的创造将与知识密集型和自动化的流程和技能挂钩,企业和个人需要灵活性和弹性。

简而言之,要想在未来全球经济中取得成功,国家和公司必须更加创新。全球大流行加速了这一进程。然而,尽管全球经济正在迅速转变,澳大利亚在很大程度上却并非如此。

澳大利亚在创新方面的困境是有据可查的:在全球经济复杂性排名中——这一衡量指标通常与未来经济增长相关——澳大利亚已经落后于乌兹别克斯坦和博茨瓦纳等国。在过去十年中,澳大利亚的研究和开发(R&D)支出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百分比逐年下降。澳大利亚的创新排名稳步跌出世界前20名。

澳大利亚应对这些挑战的方法过度关注内部发展,而往往忽视了海外的创新,最关键的是,如何将更多的创新带到澳大利亚来。

这份报告认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哪个国家能像美国那样不断地帮助澳大利亚创新。除了澳大利亚目前从美国获得的投资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除此之外,在澳大利亚经济的19个行业中,美国的投资超过了其他任何外国的投资。

除了投资之外,美国还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服务贸易伙伴,双边贸易以面向未来的产业为主,特别是知识产权、研究和开发、电信和计算机服务。

美国参与的重要性不仅仅是规模的问题:美国企业的每位员工对澳大利亚GDP的贡献是澳资企业员工的三倍多,比非美资企业员工的贡献高出22%。

美国政策制定者认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在经济上与美国相互关联,并且更具创新精神,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些盟友有着相似的价值观、政治制度和文化。但要充分发挥这种关系的潜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澳大利亚制定适当的政策环境。

这份报告详细信息:

全球经济正在发生变化,而澳大利亚没有相应地发生变化
美国的经济参与如何使澳大利亚更具创新性,并在今天继续这样做
美国的三个盟国和伙伴——以色列、韩国和德国——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提高创新能力
美国企业在澳大利亚创新的四个案例研究
十项政策建议,为澳大利亚政府独立和与美国政府合作促进创新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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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已今非昔比。多边机构的效率降低了,国际边界变得更难了,经济民族主义正在抬头,对贸易的善意和信任正在下降。虽然部分原因可能是地缘政治发展带来的阻力,但这也反映了全球经济的更广泛转变。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 2019年1月发布的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确定了全球经济的五个关键转变:

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价值已经超过了商品
所有全球价值链都变得越来越知识密集
在自动化时代,低技能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性正在降低
在一个未知因素日益复杂的时代,灵活性和弹性至关重要
发达经济体由于其在创新和服务方面的优势,以及高技能劳动力,可能从这些趋势中受益最大

一年多后,麦肯锡的报告——明显背离了人们对全球经济的长期传统理解——似乎颇具先见之明。人们只需看看智能手机最近的发展,就能看到这些趋势的尖锐体现。

商品交易减少:与2000年相比,消费者购买的计算器、百科全书、词典、音乐播放器和相机等独立的公用设施要少得多,原因很简单,所有这些物品(以及无数其他物品)都装在智能手机里。相反,消费者的购买越来越倾向于服务——媒体订阅、商业服务等等。甚至在大流行引发的低迷发生之前,贸易总体上就已从以往的高点下降,2019年世界货物贸易增速为10年来最低。

优先的知识强度:开发和更新智能手机硬件所需的知识密集型工作显著增加。从全球研发支出(从2000年的三倍增长到2018年的2万亿美元以上)到全球软件工程师人数(从2013年的估计1820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2390万人,预计在未来几年内将超过澳大利亚人口),这一点在各方面都很明显几年。[^5]

全球软件工程师的数量已经从2013年的约1820万增加到2019年的2390万,预计在未来几年内将超过澳大利亚的人口。

非熟练劳动力:智能手机的设计师和工程师需要复杂和先进的技能,而这些技能不容易外包给发展中国家更便宜的目的地。例如,iPhone的大部分设计过程从未在发达国家之外进行过。它的最终组装可能在中国,软件支持可能在印度,但苹果的相对优势将越来越少地体现在劳动力生产套利上,而更多地体现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进行的软件开发上。[^6]对软件工程人才的军备竞赛将变得比追求更激烈更便宜的制造工艺。

提高灵活性和弹性:苹果正在考虑将iPhone的生产从中国转移到中国——自2007年iPhone第一个版本问世以来,iPhone的每一次迭代都是在中国进行的——这一事实表明,灵活性和弹性已经成为全球贸易惯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18年开始的美中关税战带来了在中国境外生产iPhone的积极考虑,但如果特朗普总统在2020年11月大选中失利,这种紧张关系将不会缓解。尽管两极分化一直困扰着美国政坛,但与北京展开战略竞争(包括经济与中国脱钩)的意愿是华盛顿仅存的几个两党合作领域之一。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减弱。

发达经济体的强化优势:在众多参与iPhone制造的国家和公司中,最终是总部位于美国的苹果公司从iPhone的销售中获得了最大的价值。[^7]最具创新性和服务导向性的经济体将可能继续拥有最强的经济弹性。这些经济体,如日本、瑞士和美国,在全球经济复杂性和创新性排名中名列前茅。[^8]归根结底,这些国家已经具备了在未来创新型和服务型产业发展中走得更远的优势。

案例研究:安进公司

关键人物:30多年来,澳大利亚一直是安进研究公司在全球最值得信赖的目的地之一

创新影响:安进的临床研究将澳大利亚临床研究人员与全球医疗发展的前沿项目联系起来,加快了澳大利亚创新药物的临床可用性

安进

总部:加州千橡市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独立生物技术公司之一,总部位于南加州的安进公司发现、开发、制造并提供创新的人体疗法。

安进成立于1980年,是利用活细胞生产生物药物的科学先驱,并帮助发明了建立全球生物技术产业的工艺和工具。安进在全球约100个国家开展业务,专注于六个治疗领域:心血管疾病、肿瘤、骨骼健康、神经科学、肾脏学和炎症。

了解疾病的生物学机制是安进发现研究工作的一个决定性特征。该策略的一个方面是利用人类遗传学来证明药物靶点的人类基因验证,作为一种前瞻性的策略应用,可以帮助降低困扰药物开发项目数十年的高失败率。安进公司认为,人类遗传学提供了一种解决生物学复杂性和行业研发效率挑战的关键方法。

自1991年安进在澳大利亚成立以来,已有成千上万的澳大利亚人使用过安进的产品,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临床研究,帮助提供下一代创新疗法。

安进在澳大利亚的临床试验活动历史可以追溯到30年前。2019年,这包括473名澳大利亚患者,参与了48项临床试验和20多项研究者赞助的研究,在60多家澳大利亚一流医院进行。这些研究对安进的全球研发至关重要,并将澳大利亚临床研究人员与全球协调项目联系起来,既加快了创新药物在澳大利亚的临床供应,又使澳大利亚临床医生能够站在全球医疗发展的最前沿。

安进致力于通过安进基金会项目激励下一代人。基金会的工作包括安进生物技术经验,于2017年在澳大利亚推出与悉尼大学合作,为教师提供专业发展以及教学材料和教室设备来帮助教育学生对概念和技术科学家发现新的药物使用。2018年,该基金会还与墨尔本大学共同发起了安进学者项目,为学生提供亲身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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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澳大利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金融危机前全球化的高水位;也是在那一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至今仍是如此。

自2007年以来,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在2018-2019年增长了三倍多,达到2350亿澳元。这比澳大利亚与日本、美国和韩国的双边贸易总和还要多。日本、美国和韩国分别是澳大利亚的第二大、第三和第四大贸易伙伴。2019年,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是澳大利亚与美国贸易额(764亿澳元)的三倍多。

2018-2019年,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1530亿澳元,主要是开采自然资源,即铁矿石、煤炭和黄金。如今,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中,约90%是“初级”商品,即几乎没有制造业或知识产权的简单商品,如矿石、天然气和未经加工的动物产品。这意味着澳大利亚的自然资源被开采、最少的加工(如果有的话),然后被送往中国——除了效率措施之外,留给澳大利亚创新的机会很少。尽管服务业(几乎完全由旅游业和教育业组成)是澳大利亚对华出口的一个日益增长的组成部分,但在2018-2019年,服务业仅占澳大利亚对华出口总额的9%。[^9]

图1所示。澳大利亚的双边贸易伙伴,1998年和2018年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

近年来,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占据了媒体关注的主导地位,尽管中国投资、采矿和建筑业的主导行业最终不是面向未来的行业。即便如此,中国对这些行业的投资仍低于美国,预计将进一步减少。[^10]例如,在2018-2019财年,美国对澳大利亚房地产的投资比前一年增长了两倍,中国房地产投资总额为196亿澳元,而同期中国房地产投资总额为61亿澳元,同比减少了一半。[^11]

归根结底,澳大利亚与其最大贸易伙伴的经济交往规模很大,但并不十分复杂,因为它主要由最简单的交易类型组成,尽管这些交易规模很大,帮助澳大利亚经济成功度过了全球金融危机。

然而,澳大利亚近30年来享受的无衰退经济掩盖了一个不那么乐观的经济前景:即使在最近的经济衰退之前,澳大利亚的经济趋势也没有朝着与未来全球经济相同的方向发展。

近三十年来,澳大利亚经济没有衰退,但却隐藏了一幅不太乐观的经济图景:即使在经济衰退之前,澳大利亚的经济趋势也与未来全球经济的方向不一致。

2019年,澳大利亚商品出口仍以原材料和未加工的自然资源为主,没有一种加工产品成为该国前五大出口商品。[^12]知识密集型工作没有被优先考虑,2017-2018年的企业研发支出仍比2010-2011年的水平低5亿多美元。[^13]澳大利亚的科技公司经常哀叹,由于缺乏移民法规,澳大利亚失去了高技能劳动力。[^14]在流感大流行之前,关于缺乏弹性已经在眨眼:澳大利亚被认为是五个眼中唯一一个经济上最依赖中国的国家。[^15]而澳大利亚似乎缺乏其他发达经济体的许多优势。例如,澳大利亚在全球经济复杂度排名上落后于乌兹别克斯坦、乌干达和坦桑尼亚。[^16]在全球创新指数中,澳大利亚的排名从2015年的第17位下降到2019年的第22位。[^17]事实上,无论是澳大利亚的商业研发支出(BERD),澳大利亚的高科技出口水平,或其商业研究合作——澳大利亚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排名垫底,如果不是最后一位的话。[^18]

迄今为止,澳大利亚比许多发达国家更有效地管理了这一流行病的公共卫生方面。然而,在大流行之前发生的全球转变——特别是从购物到媒体消费的一切数字化转变,对灵活性和弹性的需求,以及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显然已经被它加速了。

案例研究:烹饪医学

关键数据:该公司94%的澳大利亚制造产品出口到全球64个国家

创新影响:开创、开发和商业化的创新医疗解决方案,现在出口到世界各地——所有这一切都保持在澳大利亚的研究和制造生产线

私人持有

总部: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

库克医疗公司总部位于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是一家家族企业,成立于1963年。在开始使用导丝器、针头和导管之后,库克医疗公司目前在世界各地拥有10000多名员工,生产的产品遍布135个国家的60个医疗专业。

该公司于1979年开始在澳大利亚运营。41年后,澳大利亚库克医疗公司的团队制造并研发了两个产品系列:治疗血管疾病的支架移植物和帮助怀孕者的体外受精。这两种库克医疗产品线都是在澳大利亚发明和开发的,前者是与珀斯的血管临床医生合作开发的,后者是与墨尔本和悉尼首创的体外受精设备合作开发的。

自本世纪初以来,澳大利亚库克医疗公司的团队规模扩大了两倍,目前拥有约650名员工,其中40人直接参与工程和研发。该公司在布里斯班专门建造了研发和制造工厂,澳大利亚库克医疗公司94%以上的本地制造产品出口到全球64个国家。在库克医疗对澳大利亚创新的持续承诺的支持下,该设施还是继续致力于这两个产品系列以及蓝天研发的工程师的家园。

40多年的澳大利亚业务使库克医疗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这包括合作的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昆士兰大学的大学也一样,库克医疗的关键合作伙伴以及其他研究和产业实体,如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的研究中心的先进制造医疗设备以及许多澳大利亚中小企业(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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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美国和澳大利亚自1792年费城号驶进悉尼港以来就开始在经济上合作,但美国公司使澳大利亚更具创新精神的历史最深刻的开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澳大利亚在太平洋的军队由美国将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指挥,澳大利亚经济成为为该地区盟军作战提供物资的核心。

在这些经济联系中,没有一个项目比1941年3月签署成为法律的《借贷租赁法案》更不可或缺。该计划不仅允许美国政府向战争中的盟友出售物资,还允许美国政府向“总统认为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任何国家的政府”租借物资。

从本质上讲,《租借法案》允许美国向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关键盟国提供美国在战争中所需的关键材料和设备。正如大卫·尤伦在《接管》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这一时期澳大利亚与美国经济联系的增强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澳大利亚经济被卷入了向美国太平洋战争机器提供物资的任务中。美国租借计划提供了最新的美国工厂和设备,以提升澳大利亚的制造能力,从轰炸机到收音机、钢铁、船舶、服装和罐装辣椒酱。罐装蔬菜的产量从战争开始时的4000吨增加到战争结束时的60000吨……在战争结束时,澳大利亚削减了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澳大利亚将向美国支付2700万美元(约900万英镑)作为其留下的租借设备。这场战争使澳大利亚拥有比五年前更大、更先进的制造业基地,也加深了澳大利亚和美国之间的联系

2000名工人在飞机生产部的朱罗拉车间的工厂,大约1943年(米尔顿肯特)

到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外国投资增长了近两倍,从117亿美元增长到本世纪末的319亿美元,但在澳大利亚的投资速度将快于其他任何地方。战后外国投资的迅速增加,不仅使急需资本的澳大利亚经济受益。根据新西兰储备银行未来行长唐•布拉什1964年对美国对澳大利亚工业投资的一项研究,外国投资“提供了获得欧洲和北美工业较发达国家所发展的许多技术知识和管理技能的途径。”财政部认定,外国直接投资,其中大部分是美国的投资,“在最近几年里对我们的帮助是无效的……通过增加澳大利亚境内的可投资资金,以及伴随而来的新技术和诀窍的流动。”[^22]外国资本和外国技能转让的结合是“一股至关重要的力量”推动整个(澳大利亚)经济的增长,”布拉什说。

当时对美国投资持批评态度的澳大利亚人(大多数人的目标是美澳合资企业通用汽车)明确表示,他们认为美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最令人反感的是:生产率的提高。正如工党政治家克莱德·卡梅伦1953年11月在澳大利亚议会就美澳税收协定所说:“俄罗斯工人可能会忍受它,但自由工人不会容忍老板监督他们的每一个动作,用秒表计时,并精确计算一个人拧下螺母所需的时间螺栓,或从工厂的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

尽管美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将继续占据重要地位,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放宽了外国投资监管后,美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才开始出现今天的情况。

关于与美国税收协定的辩论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税收协定。事实上,就像今天一样,这一时期澳大利亚与美国的经济联系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未来的工党领袖阿瑟·卡尔威尔在同一次1953年的议会会议上也说了同样的话:“在离我们海岸只有300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印尼共和国,总理的内阁基本上是共产主义的,如果我们在有机会的时候不能发展这个国家,我们的困境将比二战时更糟糕他说,正是本着这种精神,他支持了与美国的税收协定法案

尽管美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仍将占据重要地位,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放宽了外国投资监管后,美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才开始出现今天的情况。从那时到今天,美国对澳大利亚的外国投资一直占澳大利亚所有外国投资的25%或更多,这一比例远高于其他任何国家。

然而,与此同时,美国对澳大利亚投资的数量价值保持稳定,从这种关系中获得的质量和更多的无形收益仍然是美澳经济关系的主要支柱。这在2005年生效的澳美自由贸易协定(AUSFTA)的基本原理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罗伯特·佐利克是美国最有成就的外交政策实践者之一,他在21世纪初领导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时担任美国贸易代表。佐利克在庆祝协议成功的评论中明确表示,他认为自由贸易协定超越了贸易壁垒:“我们希望自由贸易协定将有助于澳大利亚企业与美国同行融合,使澳大利亚人从全球创新中获益。”佐利克认为,那些参与建立自由贸易协定的人寻求“鼓励澳大利亚公司在技术、数据挖掘、专业客户服务、产品开发和营销方面与美国领导的网络建立联系”,因为“澳大利亚最好的公司将以全球顶级竞争对手为基准。”[^25]

最终,人们认为,让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他们有着相似的价值观、政治制度和文化——在经济上相互联系并具有创新性——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案例研究:谷歌

关键数据:澳大利亚每年投资近10亿美元

创新影响: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是全球研发支出第二高的公司,2018年全球研发支出为162亿美元,在澳大利亚的研发支出为3亿澳元

谷歌

总部:加州山景城

从可穿戴技术到导航,当然还有电子邮件和互联网搜索,谷歌已经成为尖端创新的代名词。自2002年底在澳大利亚设立办事处以来,谷歌迅猛发展。

谷歌现在在澳大利亚雇佣了大约1700名员工,其中大约一半是工程师。谷歌非常普及,据澳大利亚政府估计,大约76%的澳大利亚人使用谷歌服务。[^26]尽管已到期,谷歌每年仍继续向其澳大利亚业务投资数亿美元。

谷歌对澳大利亚的多方面影响是巨大的:一项分析确定,2019年,谷歌启用了约117个,2000个工作岗位,其中三分之二的工作岗位在中小型企业,同年,从搜索和广告到地图和视频托管等多种商业产品创造了350亿澳元的收入,澳大利亚的内容创作者通过谷歌旗下的视频分享平台YouTube赚取了9500万澳元的收入,而澳大利亚的企业通过谷歌地图的旅程路线和通过谷歌搜索改善信息获取途径,估计节省了价值29亿澳元的时间和金钱。

除了引进大型跨国公司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外,像谷歌这样的大型锚定公司为澳大利亚开启的创新能力也很重要。最著名的例子是谷歌映射。目前世界上有超过10亿人在使用它,它最初是澳大利亚的发明,后来被谷歌商业化并传播到全球。

但除了将澳大利亚的研究成果商业化之外,谷歌还为澳大利亚的高技能人才提供了职业发展的跳板。谷歌澳大利亚公司参与管理谷歌全球产品,包括照片、谷歌浏览器、地图和通讯产品等,谷歌澳大利亚公司的工程师已经在一些澳大利亚最有前途的数字公司工作。

谷歌也一直是澳大利亚人在国外学习创新技能的平台,目前约有500名澳大利亚人在世界各地的谷歌工作。最终,这些创新思想家中的许多人将把他们世界领先的技术技能带回澳大利亚,使澳大利亚经济更具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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