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摆脱大萧条步入繁荣——养活太平洋岛民(摘自《战争的粮秣》)
5145字
2021-02-21 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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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译客

1942年10月2日凌晨,英属埃利斯群岛(Ellice Islands )的富那富提(Funafuti)岛礁上的岛民看到一群人犹如“一大群螃蟹......横渡大海向我们爬来”。到早上8点,由两艘巡洋舰、五艘驱逐舰、一艘货船、三艘补给船和至少三艘其他大型船只一字摆开,等待驶入环礁湖。水上飞机频繁地飞来飞去,扔下烟雾弹以标识危险的珊瑚礁。

军舰和船只驶入环礁湖后,放出了驳船和登陆舰。海面上很快就挤满了舰船。船上搭载着853名海军陆战队员,122名海军建筑人员和113名医疗、航空和管理人员。他们登上了这座仅仅几公里长的小岛。另外伴随人员上岸的还有大量的仓库、卡车、推土机、移动式起重机,数十个冷库、大炮和炮弹、海水淡化机以及4000多桶汽油。在100公里以外,努库费陶岛(Island of Nukufetau )上的日军海岸观察哨看到了一股黑色烟云腾空升起,于是发送加密电报询问原因,但没有收到答复。于是对美军的这次秘密行动,日本人并未得到预警。

尽管海军上将尼米兹(Nimitz)将新西兰作为他的主要战区基地,但美国海军依然在广袤的中南太平洋建立了一个由飞机场和海军基地组成的链条。直到二战爆发,太平洋岛屿依然是“与世隔绝的殖民地边缘”。与这些岛屿接触过的西方人仅限于商人、传教士、种植园主和殖民地官员。到1942年中期,从斐济(Fiji)和萨摩亚(Samoa)到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等岛屿,驻扎着成千上万名美军士兵。埃利斯群岛中3座小岛的6个环礁被改造成了“停泊的航空母舰”以及舰船和水上飞机的庇护港。美国人从此处对吉尔伯特,马绍尔、玛丽安娜和卡洛琳群岛发动了中太平洋攻势。

西萨摩亚驻扎了2.5万至3万美军士兵,这相当于西萨摩亚人口的约三分之一。汤加塔布岛(Tongatapu )(属于汤加群岛)有8000名美军士兵和水手,而散布在3个汤加群岛的土著人口才约3.5万人。美国人的到来对太平洋岛民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

他们带来了军事设施,数量多到难以置信的装备以及大量现金。太平洋岛民在回忆美国人驱逐岛上据点中的日本人所展现的军事实力时仍心有余悸,但对美国人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食物。

1942年10月2日清晨美军舰队的到来永远改变了约4000名埃利斯群岛人的生活。在这之前,来到岛上的只有小船。现在岛民看到了巨大的军舰和遍布环礁湖的几百艘船只。绝大多数岛民从来没见过汽车。在美军登陆几天后,克服恐惧的岛民站在路边观看驶过的重型卡车、推土机、起重机和平路机。

美国人没有打算像日本人那样依靠这座小岛生活。相反,他们破坏了岛民的耕种方式。为了给战斗机跑道腾出空间,数千棵硕果累累的椰子树和面包果树被砍掉了。古老的普兰卡芋头种植坑是岛民几个世纪以来徒手挖的,然后再费力地填上养料丰富的堆肥。美国人只用了5周时间就把这些种植坑填平了。

图瓦卢人现在完全依赖于美国人带来的大米、饼干和面粉,这些食品在特殊的政府商店里出售。那些与美国大兵关系不错的岛民还能买到福利商店(PX)中只卖给士兵的食品。19岁的政府诊所护士波尔·奥布莱恩(Pole O’Brien)在一次舞会上平生第一次吃到冰激凌。“‘点一份冰激凌。’其中一个女孩说道。她们从来没吃过这么凉的食品。我告诉她们,‘吞下去,不要像这样含在嘴里,那些美国人正在看着我们。快吃!快吃完!’”富那富提人与朋友和亲人分享着口福。邮件会定期送到驶离埃利斯群岛的船只。为了报答美国人的慷慨,图瓦卢人会把捕到的鱼送给岛上的指挥官古德上校。

在太平洋,日本人和美国人都雇佣过成千上万名岛民作为劳工和搬运工。美国人为他们提供了岛民从未见过的食物。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一个劳动队干活的所罗门岛民艾萨克·加富( Isaac Gafu)回忆道:“这里有大批量的食物,我的老天!无穷无尽的食物让我们干活很卖力。我们能吃到好食物,干活都不觉得累。”唯一的危险就是“我们可能会讨厌吃饭!”另一名所罗门岛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几个美国人邀请他和几个同伴去帐篷,还让他们坐在床上,与他们一起分享食物。美国人甚至为他们的客人提供了玻璃杯、盘子和勺子。

“我们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东西。”在太平洋的岛屿文化中,分享食物是非常重要的社交。赠与者表明掌控资源以获取食物的能力,并且巩固与其分享食物的人们的亲密感和归属感。

自从与欧洲人第一次接触,太平洋岛民就对西方食物产生了兴趣。到20世纪30年代,肉罐头(经常是咸牛肉)是岛民饮食的日常食品。当美国人到来后,岛民对于他们分享食物的慷慨与豪爽既惊讶又高兴。美国人分享食物的意愿使得岛民感觉他们好像是朋友,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这种不假思索的丰富供应让遥远的殖民当局更加黯淡。

然而,太平洋岛民经常误读这些个人友好的小举动,把它们理解为朝着更大的政治平等的更广泛、更有意义的转变姿态。可悲的是,如果岛民认为美国政府会竭力保障他们的长期福利的话,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尽管美国人在岛上慷慨地分享食物,允许岛民品尝冰激凌和可口可乐的神奇滋味,但是对埃利斯群岛环境的破坏并不太令人担忧。然而当美国人整理行装离开时,留下的图瓦卢人不能再重建他们的种植园了。在富那富提,他们利用被美国人留下的形状丑陋的波状钢重新搭建了小屋,希望能得到英国政府的赔偿。

由于家园被毁,沮丧的瓦塔普岛民移居到了斐济的一座肥沃的小岛上,这个小岛是以全体岛民的积蓄和赔偿金购得。不能把掠夺的帽子扣在美国人头上:在驻扎期间他们负起了养活岛民的责任。但是美国人忽略了两个后果:一个是军事行动对岛民生活的消极影响;另一个是战后岛民完全不能养活自己的事实。埃利斯岛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完全被抹掉了。

美国人对萨摩亚群岛最东端的5个小岛呵护备至,这些小岛自1899年就成为了美国的殖民地。他们不想让自己的殖民地完全依赖外部的食物供应。岛上的农业得到了充分发展,从现实角度希望萨摩亚人能继续养活自己。然而,在帕果-帕果湾(Pago Pago Bay)建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加上大批美军的进驻,显然可能对岛民的食物资源造成压力。

1940年,A·R·佩弗利 (A. R. Pefley)海军上校到达该岛,带着一份建立农业计划以增加粮食产量的简报。然而,佩弗利的同事G·K·布罗迪(G. K. Brodie)在一份懊恼的备忘录中解释说,萨摩亚人完全不接受他们的建议。

这体现了太平洋岛民对耕种的典型态度,而这种态度几十年来一直令殖民官员感到沮丧。佩弗利解释说“只要岛民有足够满足自身需求的食物,他们就很满足了。他们完全不理解,当我们征用大部分当地劳动力后,他们不得不依赖妇女、老人和儿童干农活。我们竭尽全力鼓励,或者强迫他们多多种地......如果食物供应失败了,我们就要承担进口大米来养活岛民的艰巨任务”。这是必然要发生的。

二战加速了美属萨摩亚融入现代世界的进程。在1942年,越来越多的船只开始驶入帕果-帕果港口,到1943年,驶入船只数量从每月3艘猛增到每月121艘。一位岛民回忆道:“我永远不会忘记大量美军士兵涌入萨摩亚的情景。船只不断地驶入,有的环绕着岛屿游曳,停泊在港口入口处的船只准备驶入港口。卸完货物后,它们就驶离港口,然后另一批船只再驶进来,卸下海军陆战队员和物资。”

热火朝天的运输卸货行动一直持续到1944年3月,直到这个岛屿基地已被降级为海军军港。但从1942年1月到1944年初,所有岛民实际上都能找到薪水相对较高的工作。一位萨摩亚人描述了战前在公共工程局(Public Works Department)当杂务工的经历,每小时挣15美分。1942年,他成为了一名重装备操作员,每小时挣37美分。“当收到支票时,真是让我难以置信,竟然有这么多钱。我立马去买了酒,还去小赌了一会儿。”

美属萨摩亚的孩子们也一饱口福。他们可以“跟着美军士兵或水手去食堂餐厅吃饭,还能得到只有士兵才能在福利商店买到的甜食和苏打饮料。他们喜欢上这些食物后,就不想吃别的东西了”。由于萨摩亚人拒绝刷牙,使得萨摩亚孩子的牙齿护理由实际的未知问题,到1954年陡然成为影响72%儿童的重要问题。美属萨摩亚作为美国殖民地的地位意味着最终接受美国式饮食是可能的,而战争加速了该进程。

到1942年,黄油早餐代替了大蕉;添加大量食糖的咖啡成为了最受欢迎的饮料;大米和鸡肉,或者咸牛肉罐头等代替了芋头和鱼。到1948年,尽管绝大多数美国海军人员转移到了夏威夷,但美属萨摩亚还是进口了180万磅肉罐头、388252磅鱼罐头,以及同样数量巨大的面粉、饼干、水果罐头和食糖,来满足仅仅约4万萨摩亚人的需求,而在战前他们主要是自给自足。1952年,南太平洋委员会( South Pacific Commission)一项调查确认说,在战争期间,很多岛民摒弃了农业种植和打鱼(即便在战后也不想回归原来的生活方式),现在岛民已完全依赖于进口食品了。

美国人养活太平洋岛民的方式与日本人对待岛民的方式形成了对比。正像塔拉瓦的一名图瓦卢人说的:“我们在供养日本人,而美国人在养活我们。”这种对比在帕劳群岛就体现了出来。在一战时,这个前德国殖民地就被日本人占领了。到1935年,帕劳处于日本帝国南方海域的中心区域,巴别多卜岛 ( Babeldoab)上4个日本村庄的日本人比岛民都多。

岛民与殖民主人的关系可能没那么糟糕。岛上有日本人和帕劳人组成的家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在战争期间岛民也收留日本妇女和儿童。然而,在1944年美军切断补给线并轰炸小岛,导致首都科罗尔(Koror )沦落为一片瓦砾后,双方的关系开始恶化。在3月末,美军在经过太平洋战争中最血腥最无意义的战斗后攻下了佩里硫岛(Peleliu)和安加尔岛(Angaur)。然后美国在这些岛屿上建起了飞机跑道和基地,任使帕劳群岛的其他岛屿“在葡萄架上凋零”。

虽然美军通过船只疏散了一些岛民,但仍然有很多人因战斗被困在岛上。即便在美军飞机不断的低空扫射下不能种地和打鱼,巴别多卜岛上的5万名日军士兵和5000名岛民仍在想方设法地养活自己。轰炸迫使岛民躲进树林里的临时庇护所。一名帕劳人回忆他住在“铺满树叶的地洞里。下雨时雨水都灌了进来。”

现在岛民要面对饥饿的日本人那张冷酷的脸,他们征调了岛民的猪,接管了岛民的芋头种植园,强迫岛民去外面寻找食物,却一点儿不分给他们。一名岛民的弟弟“非常虚弱,他们都不能行走”,但还是被强迫为一个日本兵寻找食物。作为报复,他在篮子的上面一层放了一些有毒的野生山芋。那个日本兵被口腔肿痛折磨了好几个星期。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惊恐的村民走出了树林。每两个星期,美国人都会运来一次食品物资。村民很是惊讶。“我们会说:‘美国人都是善良人,都非常富有,就像圣诞老人。’你知道,这真是很了不起。所有日本人都在说谎,这些美国人就像是来自天堂的天使,携带着糖果、食物等所有东西,还有农产品。我们不再害怕美国人了。他们是食物和丰盛的化身。”

然而,美国人作为殖民统治者的战后行为损害了他们被誉为圣诞老人的声誉。与日本人在其殖民地进行投资不同,美国新主人只是将帕劳视为欠发达地区,只采取让岛民自给自足的态度。这导致岛民处于落后的生存状态。曾经在日本人统治下拥有电力、马路、餐馆、剧院和商店的繁荣小镇科罗尔从未被重建。到20世纪80年代,小镇中最好的建筑物是一些由岛民重修的破烂日式大楼。美国人以强大的军事实力赶走了日本人,悠哉地对岛民慷慨施与,后来对此似乎也失去了兴趣。

在一位帕劳人看来,“美国是帕劳人最大的灾难”。与太平洋其他岛屿的岛民一样,帕劳人也将美国人看做“强大而宽宏大量的新恩主”。在战时,岛民通过向美军售卖货物和服务赚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量金钱。在西萨摩亚,当地岛民把价值几便士的香蕉以5美元的价格卖给美军。一瓶天然蒸馏酒售价达3萨摩亚镑。

有事业心的汤加人开办了洗衣房,还有的人以超高价格兜售椰子。他们惊奇地发现美国人会以4倍价钱来购买纪念品。数千岛民得到了丰厚的报酬,比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支付的更多。他们建机场、道路和码头,卸船,并且把物资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到1945年,他们开始认为获得美国的慷慨报酬是理所当然的。在帕劳,“就变成了‘我想要这个,我想要这个,我想要这个。’然后就变成了现实。”

美国人离开了,他们没有兴趣发展偏远小岛的经济,还带走了高度的期望和奢侈的口味。一群失望的战时企业家不想再从事那种平静且非常基础的自给农业。

战争结束后,太平洋的岛民开始不安起来,这刺激了岛民向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移民,增加了与更广阔世界的接触。岛民允许外来人来参观战时的飞机场和公路等基础设施建筑,一些小岛还变成了旅游胜地。岛民对殖民政府或当地政府颇有微词,随着传统权力基础的瓦解,社会权力机构发生了改变。比如在美属摩萨亚,酋长有决定谁可以种地的权力。随着青年男子从农民转变为工薪劳动力,酋长失去了对这个社会群体的控制力。在太平洋地区,最强大的战时遗产是岛民对现金和现金能购买的货物的兴趣。

战争催生了对经济繁荣不现实的希望和期望。成千上万名岛民由农民转变成工薪劳动力,目的是为了能买得起西方商品。这导致了新几内亚的基伦格 (Kilenge)地区从自给农业转变为从事椰子核生产;这对环境造成了灾难性影响,导致食物传统来源的消失。随着农作物种植园的消失,野生鸟类和动物变得稀少;由于生产椰子核导致的水流越来越浑浊,鱼类游向了远离海岸的地方。总体来说,这意味着岛屿经济在农业方面变得越来越不能自给自足,越来越依赖于外汇来进口粮食。这就产生了恶性的副作用,把岛屿经济拖入了欠发达世界的债务和依赖的循环之中。

最普遍和最具破坏性的太平洋战争遗产可能是点燃岛民对诸如意大利面食、小麦面包、冰激凌和可口可乐等西方进口食品热情的原因。1945年,一位在新几内亚经营可口可乐瓶装厂的技术观测员保罗▪马登(Paul Madden)评论道:“很多小孩子原来从没尝过可口可乐......但从现在起他们将会成为稳定的客户。”对西方食品的接受产生了强大的,但主要是负面的营养后果。代替岛民传统淀粉食物大蕉和芋头的大米和炸面粉丸子的营养价值很低。岛民很少吃鲜鱼,更多的是吃肉罐头,还经常喝可口可乐或其他含糖的苏打饮料。

尽管二战后的西欧摆脱了营养不良和维生素缺乏的问题,但战争却将这些问题带到了太平洋地区。这些非传统食品富含脂肪、蔗糖和盐,如今的玻利尼西亚人普遍患有肥胖、糖尿病和心脏病等现代疾病。假如没有二战,太平洋岛屿最终也会融入全球市场,但是战争加速了这一进程,但往往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在二战期间,无论美国人到哪里,他们的食物总是比别人的多。因此食物成了美国人的中心标杆。对于美国参加二战的原因,大多数美军服役人员没有确切的答案。最后很多人认为参加战斗是为了保护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在《星期六晚邮报》( Saturday Evening Post )题为“我为何而战”的连载报道中,被采访的美军士兵表示是为了总统和他们的亲人而战,但很多人声称他们是为了家园和未来而战:“拥有明亮绿色屋顶的房子和一大片房前草地”。与返回家园的平民一样,驻扎在海外的美军士兵也向往郊区的生活方式。对美国生活方式的理想化让许多思乡的士兵饱受煎熬,对于他们来说,美国的美好归结为丰富的优质食物。

当记者约翰▪赫西(John Hersey)问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美军士兵“你们为何而战时?”,因为太平洋战斗口粮是咸牛肉酱和脱水蔬菜,他们的眼睛里流露出恍惚的神情,其中一个士兵小声地说:“上帝啊,给我一块蓝莓馅饼吧。”如果对美国人来说,大量的优质食物是美国的标志,那么其他国家人民也是这么认为的。对于那些被美国当成基地的被解放或被击败的国家来说,大量的美国食品成为了美国经济优势的标志。

德军装甲掷弹兵赫尔穆特·盖德尔(Helmut Geidel)回忆道,“当伤兵的背袋被扔上车后,其他士兵会翻弄袋子寻找紧急口粮吃掉。”盟军和德军都携带着强化巧克力棒作为紧急口粮。而日军士兵却自创了更基础的应急包。在菲律宾的热带雨林生活了4个月的日军士兵六雄泰弘(Sumeragi Mutsuo)罗列了三样他认为对生存很重要的东西:“食盐、火柴和饭盒。”大米很容易发霉,不便运输。罐装食品很稀少,如果想找一些罐头的话就是痴心妄想了。

然而,食盐是必不可少的;没有食盐,双脚会浮肿,也不可能把作为主食的野草做的可口一些。饭盒对于煮野草很有用处,更重要的是,可以煮开水,这对于预防痢疾是极其重要的。火柴当然是使做饭和煮开水成为可能。他得出结论说:“缺少这三样东西,等待士兵的只有死亡。”

尽管在20世纪20-30年代开始了前瞻性的配给革新,但日军的口粮不仅远比其他国家军队差得多,有时候根本就没有口粮。帕武武岛的美海军陆战队员被爬满象鼻虫以及缺乏淋浴设施震惊了。如果陆战队员在日军士兵忍受的相同条件下被要求生存和战斗的话,他们一定会反叛的。所有参战国的军队都明白,物资不会总是能运到前线,只能勇敢地克服暂时的饥饿。另一方面, 每支部队都存在不同的极限点,即在缺乏食物的情况下导致撤退、投降或战败。

1942年4月,在菲律宾巴丹 ( Bataan )半岛的被围美军意识到既没有食物补给也没有援军时,他们就投降了。食物耗光了,许多菲律宾士兵和美军士兵在饥饿中消瘦下去。美军士兵意识到,他们的处境已毫无希望,誓死守卫势必要落入敌手的阵地似乎毫无意义。如果知道沦为日军俘虏的命运,他们可能会再抵抗一段时间:由于无谓的暴力、疾病和饥饿,有34.5%的美军战俘死亡。

对于一名苏军士兵来说,理解了成为德军战俘就可能意味着死亡这一层可以激励他在饥饿中继续战斗,迎难而上;而英军士兵和美军士兵则有可能撤退。对食物短缺和逆境的反应也由各支军队的纪律水平决定,不管是像苏联红军和德国国防军那样外部强加的,还是像英国皇家军队那样内在化的。

胜利或自杀的道德观已彻底植根在日军士兵的思想中,即使瘦弱的站不住,他们还会继续抵抗。但这对日本的战争努力毫无意义。日军补给线的完全崩溃意味着,即使他们的战斗精神并未被极端饥饿所击垮,但没有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日军士兵不可能取得胜利,反而会被饿死。

盟军(除了苏军)拥有更先进的权利意识,他们的配给口粮反应了相当于平民生活个人舒适的高标准。满足士兵更高期望的能力对于民主国家的军队取得胜利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美国人是幸运的,他们有资源生产似乎无穷无尽的食物运往补给线,也拥有军事实力来保护补给线。到1945年,分配给美军士兵的慷慨食物配给成为了美国强大实力的标志,这不仅仅与在太平洋岛屿忍饥挨饿,处境悲惨的日军士兵相比来说,也相对于羡慕他们的战斗同志——英军、英联邦军队和苏军——来说。

各参战国平民中的不同水平的期望值也决定着各国的忍耐程度。苏联和日本平民更可能忍受穷困的状态;美国、英国和德国平民可能不能忍受。激励平民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似乎是:这是否是一场人民相信的战争。美国受到了在战时向平民进行情感投资方面欠缺的拖累,这使得平民产生了不满情绪,还可能抱怨生活的艰难和短缺。幸运的是,美国的优势资源意味着对美国老百姓做出的打赢战争的承诺并未受到严峻考验。

在英国,存在着“非凡的一致和一心一意地无条件抵抗希特勒的承诺”。英国人民坚决地团结在一起,不愿也不会在纳粹的统治下生活。无论如何,这场战争必须也必将胜利。与一战形势的一个根本不同点是,英国国内达成了政治共识,这是正确的,也是唯一的路线。随着战争的进行,和平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声音逐渐消失了。在1939年-1945年,联盟政府维持着政治共识。

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反对派被有效地镇压了。试图发动叛乱或政变的唯一群体是军队中的传统保守精英,他们在1944年7月暗杀希特勒的企图失败了。即使多数德国人不是忠诚的纳粹分子,但他们不想重蹈1918年落入盟军手中的耻辱。很多德国人知道纳粹政权在东方犯下的罪行,他们担心苏军攻入德国后会进行报复——就像希特勒在1943年告诉德国人民那样,到战争末期,只剩下“幸存者并被完全消灭”。无论是不是厌恶战争,德国人除了希望解除包围或取得最后胜利,没有其他选择。

因此,在英国和德国,投降都不是一个可行选项。虽然在与苏联人相似的状况下,英国人和德国人的士气可能会垮掉,但两国政府几乎都低估了平民的忍耐程度。

无论怎么说,英德两国政府都强烈地意识到由于食物供应的管理不当而导致平民不满的危险。政府组织粮食系统是确保食物不会成为战争结果的决定性因素。虽然英德两国平民对单调的饮食颇有微词,但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地饿肚子,更别说忍饥挨饿了。在英国,对组织很好的食物供应和分配公平的看法似乎还提振了士气。英国人和德国人本来可以经受住了食物供应最困难的时期。

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反对派就被镇压下去了。即使在1945年夏统治精英内部出现“和平协议”时,其成员发现几乎不可能战胜政府内的军国主义分子,他们坚持日本不能投降。

日本领导层可能不愿承认战败,但随着城市平民濒临饥荒的边缘,一些政府官员担心市民会起来抗 议。无力保护食物供应线是导致日本战败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美国原子弹是说服天皇接受战败的决定性因素,但他还是承认,担心人民起义也是促使他决定投降的因素之一。

相比之下,实际上在整个二战期间,所有苏联人都在挨饿。农村和城市的平民都遭受着营养不良、饥饿和饥荒。有时,食物的缺乏使得经济和战争努力濒临崩溃,但这并没有击垮苏联人的士气。面对可怕的食物匮乏,苏联人依然奋战在组装线上,继续在田里劳作。不可否认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散播了恐惧和压制,政治的单一性只能让苏联人忍受。

然而,当获悉德国的胜利会导致家园和家庭的彻底毁灭后,尽管忍饥挨饿,苏联人也下定决心击败侵略者。与一战时期形成对照的是,当德国人耗尽了面包、马铃薯和战斗意志后,二战欧洲战场的结果却不是由食物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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