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重庆大厦的故事
2881字
2021-02-13 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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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译客

也许,相对于亚洲其它地方,香港的能量更多地来自它与当下强有力的联系。过去总是被抹去,而未来要等到它来临时才需要担心。在这个城市生活多年以后,很难回忆起某些街区最初是怎么出现的;建筑被推倒,新的建筑几个月里就拔地而起。


 

方向迷失本身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如果你发现一处好商铺或饭店,讨一张名片非常重要——事实证明,想要在闪烁的霓虹灯光中再次找到同样的地方,几乎总是不可能的。你得学会一有消费冲动就马上满足:很有可能,等你决定回头时,那家店铺已经关门或易手了。


 

不过,假如你真想探究一下“现时的力量”,不妨坐一下重庆大厦的电梯。


 

这栋建筑建于1961年,是全球最受欢迎的廉租房之一。作为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嬉皮风的一个发源地,这里成为许多破旧卷边的旅游指南的固定词条。五栋联体大楼(A-E)交错着,像巨大的蛀牙,矗立在香港豪华的弥敦道南端,全世界最昂贵的不动产之间。楼群离半岛酒店咫尺之遥,客房的价钱比半岛酒店最普通的房间便宜近30倍。到处盘踞着窗式空调,早已歇业的商户招牌污秽不堪,更新维修也难得一见,整个建筑的电力、机械和人口密度都已接近承受的极限。

饱经世事的中国老人会告诉你,自从五年前重装了电梯后,重庆大厦就失去了很多迷人的魅力,当你看到现在的电梯要搭乘多少乘客时,那种愁绪更是不如死了算了。周六下午6点,等电梯的长队在重庆大厦荧光灯照明的甬道里蜿蜒。这里有印度小贩和他们的菲律宾女朋友、筋疲力尽的背包客、神态平静的中年美国夫妇、别来惹我的俄罗斯人和穿着繁复印花裙的非洲裔妇女。他们可能是《银翼杀手》跑龙套的,在电影里参加一场消防演习。


 

排队等候结束后是漫长的电梯之旅。大楼共有17层,电梯上上下下从来都是每层必停。等到吱吱作响的走了一个来回,电梯看上去都快要死了:10个人挤在原本只能容纳七个人的空间,超载的电子报警声宛如哀乐低回。即便如此,还有健硕的孟加拉人迅速破门而入,挤入人群,犹如上演纵身一跃。这时警报的嚣叫堪比猿啼——但显然,对于超载,电梯是很容易蒙骗的。


 

在这些电梯里,未来仅仅延续到你想要到的楼层。之后,超载就是别人的问题了——当然,直到你想再次下楼的时候。


 

980个房间如蜂窝般充满整座重庆大厦——“重庆”意味着“好运连连”——有些房间仅能容纳一张双人床。客房都很便宜——一晚上10英镑多一点,包括最基本的设施——不过通常淋浴的下水直接排在盥洗室,从地板到墙面到处都用大块白色浴室瓷砖装饰。睡在自家的浴室里应该会更舒服吧。


 

每一天,整栋楼估计有4000常住居民,还有1万人在几十家裁缝店和廉价电气店里劳作。这里曾被视为某种禁区,是妓-女、走私贩和毒品贩出没的地方,不过自此以后,已自我改造成亚洲度假者的时髦补给站,只是有些肮脏。不过体面阶层离该地区还很遥远:在重庆大厦,精打细算的中年旅客与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移民以及非洲商人摩肩接踵。这种感觉就好像你不是在香港,而是在某个全球化的穆斯-林露天市场。


 

从底层上一段楼梯,到了一二楼的夹层,这段路程充分揭示了中非贸易的原动力——生机勃勃的手机生意。重庆大厦供应给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手机,占总供应量的五分之一。因此,这里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培养皿,是研究低端经济全球化运作的绝好场所。


 

香港与非洲的贸易发出一种特别的声响——封箱带从卷轴上撕下来的声音,而在重庆大厦,这种噪音一直持续到深夜。拉各斯……刺啦,刺啦。内罗毕……刺啦,刺啦。阿比让……刺啦,刺啦。成百的箱子被打包,装在无处不在的中国蛇皮袋内,目的地则用黑色记号笔草草地写在袋子边上。这种蛇皮袋简称为“红白蓝”。


 

“嗨,奥巴马!”一位巴基斯坦手机商站在一堆废手机盒子中间,对路过的尼日利亚商人喊道。


 

“什么事?奥萨玛?”他应道。


 

“吔,奥萨玛和奥巴马,”手机商露出一脸坏笑。“咱们在一起将会改变世界!”


 

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人类学教授戈登•马修斯(Gordon Mathews)将这座大厦进行作为他的主要研究对象。在过去的两年半时间里,他每周在这里花一天时间,起初,他被重庆大厦多样的族群所吸引,此后他开始专注于基本上通过手机贸易建立起来的错综复杂的经济群体关系。“这里有令人眼花缭乱的手机品种,”他一边深吸一口气,一边列举。“这里有很多新款欧洲和日本手机。这里有14天机,是库存的欧洲型号——去年的型号,只有14天保修期。这里有二手机,是单纯的二手机。有改装机,是在中国工厂里重新组装过的,通常没有[原装]的好,因为母板被替换了。这里有一等水货,二等水货和三等水货。”

这些改装机的价格完全建立在市场承受力的基础上;新手如果对某个新型号发出任何形式的惊叹,必定会付出代价;而老手则深谙重庆大厦的行情,同时也明了加蓬的行情。


 

“交易者用这种有趣的暗语交流,”马修斯说。“从没有人提‘水货'两字。”


 

手机上通常没有序列号等直接标记,手机商家甚至声称,他们卖掉了多少手机也没有概念。一个自称山姆(Sam)的中国商人说,他“太忙”,记不得卖了多少手机。他说,目前非洲最流行的型号,是一款“变声”机。轻点一下开关,能使男人的声音听起来像女人,女人的声音像男人。

这能有什么用?“用来……”,这时山姆的说法听起来好像介于“好玩”和“欺骗”之间,留给你一串困惑,在重庆大厦的世界里,这两个词是可以互换的吧?

马修斯说,通过与这幢综合楼里各种商人的对话,他得出一个重庆大厦90个手机代理商对非洲手机供应量的估算值。他说,每年至少有1000万部手机从这里卖出去;由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合理的手机比例是1.26亿用户拥有一部手机和不止一张SIM卡,马修斯估计,重庆大厦可能提供了其中的15%至20%的手机。

某些国家比其它国家获得了更多的手机。在肯尼亚,大约70%的手机来自重庆大厦。马修斯俯身在桌子上,跟一个二十五六岁、四肢修长、坐着吃咖喱饭的肯尼亚人核对数字。“还不止,”这个商人说。“在肯尼亚,更有可能是80%的手机来自重庆大厦。”他说,他今年已经来这幢大楼8次了,他喜欢这里,因为这里“很方便,很安全”。与各地的商人一样,他更喜欢在有法治的监管体系里做生意:虽然重庆大厦看上去很随意,但香港确实提供了这样一种环境。

至于运输嘛,商人是如此众多,货物又如此之轻,他们的货运方式颠覆了标准的经济逻辑。不错,集装箱货轮是21世纪全球化的象征,拉着大量的红酒、食品和家具从一个洲到另一大洲,而运输成本只是其它运输方式的一小部分。但在重庆大厦的经济链这一端,却是空运令非洲手机如此便宜,实在有悖常理。

到达重庆大厦时,只要身上穿了衣服,兜里放点现金就行,就连航空公司慷慨赠送的20公斤免费行李都显得可笑。大部分手机重量在50克到80克之间,大约250部手机可以托运,另外120部放进手提行李。再加上航空公司常客积分允许携带的额外行李,运费进一步减少。整幢大楼里,只见商人们往运动包里狂塞,直到拉链接近崩裂。

过去两年里,中国为建设与非洲的特殊关系做了很多工作,部分原因是希望强有力的关系将有助于获得非洲大陆的自然资源。但正如所有殖民游戏一样,最后胜败难有定论。中国政府在津巴布韦或许有很强的势力,但非洲人在用自己的方式瓜分华南地区。在手机贸易中,英语区的非洲人占领了香港,而法语区的非洲人则攻克了邻近的广东省。

“很奇怪,三合会在重庆大厦少有进展,这也是原因之一,”马修斯在谈及这个有组织犯罪网络时说。“他们得说英语,这让他们不自在。”

尽管广东有它自己的发财机会,香港仍是手机经销商的首选。“你能在中国赚很多钱,但那里没有很好的法律。我很怕中国,”29岁的金斯利·艾格博姆(Kingsley Igbom)说。他一次旅行至少携带5000部手机的货。“他们认为尼日利亚人是坏人,不给他们签证——简而言之,那里环境不太好,”他补充说。“他们会卖给我手机,但不许我跟电池一起托运。我是说,这是什么意思?一部没电池的手机对我有用吗?而重庆大厦的好处在于,那里货更贵,但组织得比较好。”

艾格博姆说,重庆大厦的商人要的是钱,其它每一件事——从手机到打包到称重到发货——都为它们服务。

此刻,他最头疼的事是搞到下一单货。金融危机开始不久,但由于交易依然火爆,这幢大楼里的人——从打包商到商人到店主——每个人都欠着别人的钱。很多时候,金额十分可观。而既然生意是公开的,那么诉求也该是公开的。

一个南亚打包商人侧着身子走近艾格博姆,跟着是一段谈话,谈话以这句话结束:“等着吧,你会拿到的,”欠债人的讨好声音大楼处处都能听到。

艾格博姆经营一家七个人的公司,进口廉价的中国手机到尼日利亚,并在箱子上签上“给上帝”。“我是基督徒,而他是我的老板,”他说。“为安全起见,”他还用鸡笼网包装箱子,以防货物经过非洲海关时偶尔被刀片划开。这些箱子被发送到大楼深处的房间,并通过一个小门集中到一条小巷里。

目前,非洲货币和美元之间毁灭性的汇率比腐败的海关官员威胁更大。在重庆大厦,多数交易要么用港币要么就用美元。“一周之内,奈拉[尼日利亚货币]对美元从118.4跌到145,但这不是问题,”艾格博姆解释说。“问题是能不能搞到钱。在尼日利亚,你甚至不能弄到美元了。”

如果对企业巨头来说全球经济前景严峻,对像艾格博姆这样面临高度风险的商人来说,这就是金融末日了。对他来说,这里没有油水,今年他可能要置身金融危机之外,回家务农糊口了。他唯一的希望是从2001年刚刚开始繁荣的尼日利亚电信业能够令他渡过衰退。正是这一年,该行业打破了国家垄断。据尼日利亚电信委员会的数据,每年有1000万新用户,手机普及率从2001年的0.73%上升到2008年3月的32.79%,从这个数字来看,这应该不是个虚幻的希望。

对艾格博姆的供应商——尼罗河国际(Nile International)的乌玛尔·海亚(Umar Hayat)来说,情况可谓十分不幸。他家祖籍是巴基斯坦白沙瓦郊外,自1966年移居香港,他们从中国找到货源,建立了自己的手机品牌Neox。他说,他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比2003年生意受非典冲击时更糟。

“信用?信用?”海亚说,当被问及这是否给企业带来问题时,他深表怀疑。“信用令我们欲哭无泪!过来看看这个吧。”他指着电脑屏幕上的电子表。“仅仅过去的几个星期,我们的应收账款已经接近200万港币了。看这里,这是我现在在处理的。这一栏是港币——这是74万港币——而另一栏是7.9万美元。”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收到付款。只有他们有了利润才会付钱给我们,”他一边说,一边看着外面打包装箱的非洲商人。到什么程度他才停止赊账?“在这一行,没有赊账你没法做生意。现在手机利润很差。做蔬菜生意也会比这个好。每部手机我们大约要损失45港币。”

再沿着走廊往前,一个自称“王先生”的香港本地经营者讲述的情况也一样。“我们一向卖最低档的手机品牌,现在再也卖不动了。我们只能卖中国品牌”——来自内地的水货的暗语。他还补充说:“所有商家都要求赊账,而且要求的信用期限越来越长。”

就在这当口,一个非洲商人一闪而过,做了个我马上回来的手势和一个厚脸皮的微笑。“这次总得给我点了吧,”王先生在他身后喊。他转向我,左顾右盼。“是钱的问题。”

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下,同一幢大楼里的这90家同行还可以唇齿相依地抱团取暖,这是对明显源自他们之间亲密关系的同业合作的颂歌,不过这仍是个残酷的世界。“这个我告诉你,”艾格博姆说。“重庆大厦里的人都很狡猾。如果你听到手机有个好价钱,你就买,闭紧你的嘴,然后走人。”

同一大楼里还有另一番景象,24岁的德国经济学学生托比·施维根(Toby Schwigon)到了他中国大陆游学的最后一站。重庆大厦有时不算正当的市场力量给了他一个小小的教训:尽管他住的可能是整幢楼里最便宜的客房,这可远算不上物有所值。

“一通吹嘘之后,我马上感到性价比直线下降,但我只是刚到香港,”他说。“我累了,然后我想,这该死的地方。我确信很多人就这样上当了。”

他承认,他的家乡慕尼黑对清洁和秩序有着很高的基准,但他在这里的住所,重庆大厦的“迪士尼豪华”宾馆,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

“对,迪士尼豪华间,”施维根一边说,一边搅着他的一盘咖喱饭。“这不是真正的神奇王国。”

彼得·夏伯特是金融时报驻香港的新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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