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智商最高的人
4518字
2021-02-11 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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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译客

大都会俱乐部(Metropolitan Club)位于第五大道第60街截口,是一座有着曼哈顿庄重风格的建筑。该死的开支。这是J.P.摩根(J.P. Morgan)1894年委托纽约最才华横溢的建筑师斯坦福·怀特(Stanford White)为他建造这座私人绅士会所时所说的话。1月下旬的某个星期一晚上,建筑的内部,寥寥数位会员流连在织着字母的红色地毯上,不过现在时间还早,才刚过七点。而这正是玛丽莲·沃斯·莎凡特(Marilyn vos Savant)喜欢出没的时刻。

莎凡特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拥有最高智商的人,她喜欢跳舞。几年前,她和丈夫,人造心脏的发明者罗伯特·贾维克(Robert Jarvik)一起,很认真地开始学跳舞,他们大概每月到俱乐部来一次。如果他们到得足够早,他们可以独享舞池。那个周一亦是如此。

舞厅大而空旷,乐队在演奏《万事如空》(“Anything Goes”),当一个虽然颤颤巍巍,却高高兴兴的老头被他的舞伴从舞池中带走,莎凡特和贾维克就可以尽兴随意地在舞池中跳狐步舞了。夫妇年纪60几岁,身材消瘦,富有,在舞池轻快地滑动:她舞步简约精准,他不时来一下踢踏舞,稍显卖弄。跳了一会之后,舞池里人渐渐多起来,成为一个衣着考究的夫妇们小心翼翼移动穿梭的喧闹酒会,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台子。

“这是一副社交场景,”62岁的莎凡特微笑着说。“但不是我们的社交场景,我只能这么说。”几分钟后,一位外表严肃的男人碰巧在他们面前做了一个笨拙的踢步,莎凡特和贾维克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忍不住笑了。不久,他们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家,回到他们位于市中心的顶楼豪宅。“我们通常会跳得更多,多很多,”离开时莎凡特说。这时刚刚晚上8点半。“然后我们回到办公室。”

莎凡特——这个姓氏是真实的,来自她母亲的娘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博得了独一无二的声名。当时她还是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中心的一名在校女生,接受了一项测试,差不多30年后,她的智商曝光了。1985年,吉尼斯世界记录承认,她在年仅10岁时,正确回答了斯坦福-比奈(Stanford-Binet)成人智商测验的每一道题目,这个结果赋予她相应于22岁零11个月的心智和一个非凡的智商:228。


 

随之而来的宣传改变了莎凡特的生活。她出现在电视和媒体报端,其中一本空中杂志的封面恰好被贾维克看到。他决心找到她,跟她约会。这个结果也导致她至今仍是美国最知名的人物,她为星期日杂志《展示》(Parade)杂志撰写问答专栏“向玛丽莲求教”(“Ask Marilyn”),同时由400多家地区性报纸联合出版。

过去22年里,莎凡特负责回答人们永无止境的问询——“云雀到底有多高兴?”“我妻子每天吹干头发,这种噪音会损害她的听力吗?”——并在此过程中得到了预言家般的地位,虽说有些耸人听闻。对她的粉丝及世上其他高智商成员来说,莎凡特是一个惊人非凡的天才,乐于解决问题。对于她的中伤者来说,她要么是一个浪费自己天赋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要么就是他们所需要的,智商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例证。无论是以何种形式,她都印入了人们的脑海。她在全民意识中留下了烙印,一个证据就是莎凡特在1999年的系列剧《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中饰演角色。她和好莱坞女演员,电影《外星奇缘》的第一主演吉娜·戴维斯(Geena Davis)同是斯普林菲尔德门撒协会(Springfield Mensa society)的成员。

莎凡特在谈话中避免使用花哨的措辞。她表现得很一般。“人们希望我是活的百科全书或人类计算机,”她说,或者“拥有极不平常、极其深奥、极不可思议的天赋,但我真的完全不是那样的。”想反,她说起话来十分清晰,就像她写专栏一样,就像某位学究提防被人误解。例如,有一次,莎凡特在描述她在圣路易斯住的房子。

“你真的能看到星星,”她说,“不像在纽约这里,你只能看见金星,”然后她停顿了一下。“对不起,金星不是一颗恒星。”作为几个戏剧剧本的作者,数本自助书的作者,莎凡特谈话涉及文化时,她小心翼翼地不显得太狂妄。相比乔伊斯(Joyce),她更喜欢普鲁斯特(Proust),她告诉我,她承认,尽管“乔伊斯在《尤利西斯》(Ulysses)中不乏神来之笔。”

这份温和淡定掩饰了她罕见的智慧。因为无论她是什么人,她绝不是骗子。她的智商被一遍又一遍地测试再测试。当我请她描述她对一个问题的思路时,她说:“我的最初想法,或许不是想法,这差不多像一种感觉,是总体感……这就像,差不多,是战时的决策。我不断思考所有的战线,环环相扣,哪里是最关键的环节……

”过去21年里与她朝夕相处的丈夫贾维克说,莎凡特的天赋在于能够冷静的处理问题,对于具体答案,她没有我们通常的恐惧或侥幸心理。《展示》杂志首席执行官沃尔特·安德森(Walter Anderson)相信,她是个天才,而相对于其他天才,她的能力对他来说是无法言说的。“玛丽莲就是能做到,”他说。“她的答案得来如此迅速。如果光和电的速度是每秒186000英里,你能明白那些神经元的反应有多快吗?她知道你问题的答案。她在你提完问题之前已经得出了答案。”沃尔特·安德森自1986年聘用莎凡特时,就成了她的朋友。

所有这些令人们好奇,为何莎凡特没有发现更高的目标。1995年,这个问题开始困扰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软件工程师赫伯·维纳(Herb Weiner),以至他建立了一个叫做玛丽莲错了(Marilyn is Wrong)的网站!维纳说,他的目的是纠正她专栏中的错误,并担保莎凡特可怕的智商并不意味着她不能遭人置疑。但看来真正让他恼火的是,她从头到尾就是在写专栏。“看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看看他是如何运用他的智慧的,”他对我说。“这对我来说只是有些奇怪,她只是回答几个谜语或研究简单的事情,而不是去处理更复杂的问题。这些事任何人都可以去图书馆查出答案。”

维纳的抱怨带着少有的谦恭。正如他的网站注明的:“正如标准智商测试得出的结果,玛丽莲比我聪明得多。”但对很多人来说,莎凡特的故事以及“向玛丽莲求教”从广义上说,只是为关于智商测试的准确性和客观性长达数十年之久的争论增添了两个证据。即使吉尼斯也已屈服。1990年,在将莎凡特纳入名人堂两年之后,吉尼斯记录发行人,用它自己的话来说,完全“搁置”了高智商这个类别,称智力测试无论是统一性还是可靠性都不再令人满意,不足以产生唯一的记录保持者。莎凡特要么是永远无法击败,要么从一开始就不值得被击败,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了。

人类从很早以前就开始相互测试智力。在中国的西周时代(公元前1046到公元前771年),担任官职的候选人需要接受正式的测试,标准包括“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普遍、客观的智力等级的概念,直到19世纪达尔文主义的产生才成型。如果说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是现代生物学之父,那么现代智力测试之父就是他的外甥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统计学家、博学家和优生学的奠基人。1884年,他在伦敦的国际健康展会上建立了一个“人类测量实验室”,为探索人类的身体和智力特征之间的联系,他对9000多名男性和女性测量反应时间、视力、色感和手的稳定性,以及其它项目。

在寻找天才的过程中,高尔顿没能开发出可行的智力测试方法。这一任务留给了法国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比奈(Alfred Binet)和他的学生维克多·亨利(Victor Henri)。比奈被指派对市内收容所的大量贫苦儿童进行研究,以查明他们究竟是智力缺陷还是仅仅缺乏教育。1904年,他得出一个有30项指标构成的测试结果——从眼睛能否跟踪点亮的火柴,到记忆力和词汇问题——为现代智力测试提供了基础。1916年,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心理学教授路易斯·特曼(Lewis Terman)修订并扩展了测试,创立了斯坦福-比奈智商测试,这个测试一种沿用至今。尽管特曼与同时代的大多数人相比较为温和,但他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1930年,美国24个州通过了绝育法——并期待他的工作具有潜在的社会效益。“这项工作,”他1919年写道,“最终将导致减少有智力缺陷的人口的繁殖。”

自此,事实证明,智商测试存在争议。在美国,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逾900万男性接受了不同形式的智商和能力测试,测试的热情只有有关智商究竟证明了什么的激烈辩论才能与之相提并论。儿童智商测试、大学院校申请人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中的推理测试,以及公司的心理测量测试,它们的设计初衷是识别个体的天份,但其更广义的后果是突显了社会固有的差异。性别和族群差异导致了有关歧视和不平等以及权力的有害争议:谁来定义智力?谁来设计测试?在美国有关智商测试的种种辩论反反复复,一般都回到黑白人口结果之间持续存在的差别上,虽然这种差别已在缩小。

上一次全面展开辩论是在1994年,是关于心理学家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和保守派政治学家查尔斯·莫瑞(Charles Murray)合著的《钟形曲线》(Bell Curve)。他们辩称,智商测试分数是社会成功的良好指标,同时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基因决定的。这暗示着,社会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公平的,而城市中心的黑人“认知下层阶级”生的孩子太多,使得优生学似乎从来没有消失过。“莫瑞先生可以主张任何他想要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专栏作家鲍勃·赫伯特(Bob Herbert)说,“他的书只是上流社会称呼某人是黑鬼的一种假斯文方式。”

激烈的政治背后——令争论更加难于解决——是不完善的科学。在《钟形曲线》争议之后,美国心理学协会成立了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论定,儿童的智商得分能够预测未来学术表现中约25%的变化。换句话说,这些测试的统计学可靠性只有一小部分,聊胜于无。


 

在智商测试所能测量的和我们希望这些测试所显示的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如果任何人在任何年龄被告知其智商,他们会在余生中记住它,”剑桥大学心理测量中心(Psychometrics Centre)主任约翰·鲁斯特(John Rust)教授说。“这就像一张占星图。”鲁斯特提醒我,不要忘记植根于西方语言和文化中的智慧的准精神理念与我们可以从我们对一系列逻辑问题的响应中所获得的知识之间的差异,前者是单一的、超越常规的品质,与(比方说)圣人的光环相似。不过在没有任何方法比智商测试更好的情况下(智商测试仍旧支持许多现代“能力”测试),人们继续在这些智商测试得分中看到一些东西,这些分数虽然并非完全没有意义,却也没有给出“答案”。

最终,错误在于双方:在我们这一方,是轻信的病人,把结果看得太重,而医生们,也一直在拼命地编成理论,进行推断。“智商测试从来不单纯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鲁斯特说。“总有一种观念,认为高智商的人事实上更高级、进化得更好、更接近人类的定数,更接近上帝,如果你相信这个的话。但事实是,你所有的全部只是一些问题的答案。”


 

高智商社团的世界当然并不表明更高进化层面的存在。尽管1946年在英国成立的、知名度最高的门撒协会有着乌托邦的目标——创始人罗纳德·贝瑞尔(Roland Berrill)将之设想为一个由聪明人组成的小团体,可以改善社会——这样的团体常常收容在别处相处有麻烦的人。“高认知能力常常是喜忧参半,”此类社团之一,世界哲学咨询协会(ISPE)主席帕特里克·奥谢(Patrick O'Shea)告诉我。如果背离100的平均智商太远,就会离群索居。“如果你的智商是160或更高,”奥谢解释说,“你或许可以跟不多于1%的人口很好的沟通。”在世界哲学咨询协会600名左右的智商达到150或更高会员中,奥谢描述了一种“普遍被社会边缘化的经验”和寻找释放天才的适当途径所遇到的挑战。“聪明固然很好,领先固然很好,但过了一定的极限,你就会不受信任:你让人讨厌,是个怪物,”他说。“你多少会有一份巨大的社会缺失。”

在与玛丽莲·沃斯·莎凡特交谈的间隙,我还花时间在纽约会见了一个叫罗恩·霍夫林(Ron Hoeflin)的人。霍夫林比莎凡特大两岁,也来自圣路易斯,也有着骄人的智商——190,但令人沮丧的是,他很少有所表现。他的住所离莎凡特的顶层豪宅仅几个街区,在一家咖啡/洗衣店楼上,自称是为自己打工。我和霍夫林在当地的Wendy's汉堡屋见面,他每天下午都来这里写他自费出版的哲学论文的最终卷,这本书叫《范畴大百科:范畴理论与哲学范例集成,超过1000条范例》

我们缓缓走回霍夫林的寓所——由于视网膜多次脱落,他几近失明——我问他智商和智力测试对他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霍夫林设计了一系列极有声望的测试,他表示,主流教育令他日子十分艰难,在他被主流教育拒之门外后,智商为他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信心和社会认可。霍夫林相信,智商测试的客观性令其更比老师和教授主观的评判更可靠。“我不想被某些残酷小人粗暴对待,”他说。


 

作为心理测量测试的总体拥戴者,霍夫林还给我看了他曾经接受的人格测试结果。一列列×浩浩荡荡排满一页,显示了他各种人格特征的程度,从“警觉”到“从容不迫”都有。在“戏剧性”这一栏,竟然没有一个×。“零分”,霍夫林平静地说。

“这是我为什么不写小说的原因,因为我的戏剧性等级是零分。”当我反对说,很显然,我们的人格太复杂、太宏大,无法囊括在一张问卷中,霍夫林则礼貌地暗示说,我可能是缺乏好奇心,或胆怯呢?”他问我。“仅仅因为它复杂,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应该尝试把它搞清楚。这是模式问题。即便是我们的人格也只是模式,对不对?就像海上的波涛。你能通过流体力学的研究,计算出海浪的起伏。对于人类,也是一样的。”在几天后的一封电子邮件中,他用另一种方式解释了他对心理测量的兴趣:“这种羞怯让人好奇,在发生什么事?”

了解了所有这些之后,令高智商人群和玛丽莲·沃斯·莎凡特的故事看似相当不同。她的智商给她带来的负担如同祝福一样多么?根据剑桥大学的约翰·鲁斯特的研究,要产生出非凡的智商,头脑必须具备两项不同寻常的品质。首先是:“机械的灵活性”——很有用,但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是有害的,在有自闭症症状的人群中,高智商人在人数上占优势。同时你还必须擅于处理范围广泛、类型多样的任务。智力测试考量的是一系列精神能力,而大多数人只是自然地、愉快地专注于其中的几项。非正常的高智商,从本质上说,通常说明大脑太全面。不堪大用。“实际上,”鲁斯特说,“你掌握了太多太多的东西。”

不过,知识全面是莎凡特所追求的。“阅读所有的题材,”她谈起她的工作时说,“我被奇妙的信息充斥着,达到一种浅薄的程度。”一天下午,我们在她的办公室会面,在被大雪覆盖的曼哈顿大楼里,在云遮雾绕的50层楼上,她给我看了她的办公桌。三台电脑,一台老式文字处理器,面朝西北,望出去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屋顶,一直延伸到哈德逊河。就是在这个优越的位置,她每天回答给她的《展示》杂志专栏发来的200至300封电子邮件:问题涉及每一个主题,从个人问题到代数问题,这些问题困扰着这那些智商不高的人们。“我从每个人那里收到邮件,跟你说吧,范围如此巨大,”她说。“而我真的很享受这种景象。很难表达。这就像深处风景优美的地方,我感到我好像获得了那么多关于人的深刻认识,其中有着特殊的乐趣。”

她花了很长时间才到达这一步。莎凡特1946年出生于中南部的圣路易斯,名为玛丽莲·马赫(Marilyn Mach)。她的双亲,约瑟夫·马赫(Joseph Mach)和玛瑞娜·沃斯·莎凡特(Marina vos Savant)都是移民,分别是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小镇的蓝领住宅区经营一家酒吧和烤肉店。莎凡特描绘她的童年,事实上她的前半生时,像是与己无关,有点讽刺意味。当她告诉我她的父母如何试图把她和两个哥哥抚养成美国人时,她笑了。“我整天在家里听到是这种支离破碎、磕磕绊绊、不合语法的英语,我不知道有多长时间,真的很有趣。你知道,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随后她淡淡地提醒我,不要过多探究她的过去。“背景方面的事对一个人意味着很多东西,真是好笑,”莎凡特说。“对我来说,这有点怪,有那么一点,因为这像是中世纪,或另一个时间,或另一个人物,我猜我曾经是那样的。”

在学校里,她很快被看成天才,7岁、8岁和9岁时在智商测试中取得了最高成绩。莎凡特10岁取得斯坦福-比奈成人测试满分,当地学校董事会的一位心理学家表示,他从来没碰到过任何类似的事情。而莎凡特回想起来没有任何惊奇。“这看上去并不像是新闻,”她说。“看起来再正常不过了。”但她的校长被充分打动了,让莎凡特缺了几节课,要她在他的办公室工作,从此开始了她生命中一个特别的阶段,在这段时间里,她是学校里少数几个可以看到其他学生智商分数的人之一。她开始养成一种习惯,拿她同学跟测试结果配对。“在跟他们聊上一阵之后,我将做出最佳猜想,然后我就去看看我的猜测有多准确,”她回忆道。“我变得非常拿手。”

然而,到16岁时,莎凡特不再是早熟的女生了。她结婚了,正如她母亲在她这个年龄所做的一样,她进入了家族生意,当时是一家干洗连锁店。“干的时间很长。时间很长,”当我问她什么时候认识到这不是她的生活时,她说。“你必须懂得控制的程度。我不在意外界的事情。”除了在市里的华盛顿大学的一些旁听课,莎凡特的正规教育在她20岁不到时就结束了,当时她已有两个孩子。20几岁时,她离婚了,后来再婚,这段时间里,她一直和哥哥和父亲工作,把干洗店扩张到40家左右,并成立了销售干洗设备的公司。她说,她加入了门撒协会,以便帮助她教育自己孩子,但大部分时间,莎凡特很忙,管理家庭账务。“我是最值得信任的一个,”她说。“每个人都可以从我这里得到不带偏见的决定。”

35岁时,第二次婚姻结束,莎凡特开始考虑离开圣路易斯。她决定成为剧作家。她存了一些钱,开始把时间花在纽约,甚至在曼哈顿租了一间公寓。她父亲去世后,她永久离开了那里。


 

莎凡特没有谈她在纽约的最初几年——1983至1985年,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在这段时间里,她从一个干洗店老板变身为全世界最聪明的人。“这只是许多事情合在了一块,”她说。但她的同时代人,如罗恩·霍夫林,回忆起她的时候,把她当做这个城市中各种高智商社团中的一员。“她想成为作家,我知道,”他说。莎凡特现在远离高智商世界,但当时,她愿意看看,这是否能对她的未来有所帮助。她说她不再记得她少年时代的成绩是如何被提交给吉尼斯的,但波士顿律师安德鲁·艾根多夫(Andrew Egendorf)说,这个主意来自1983年的一次晚宴。

艾根多夫打算写一本关于高智商社团的书,称他记得向莎凡特提出了一些出书想法,并建议他们把她的智商测试结果寄给吉尼斯,以这种方式使她成名。“她只是另外一个想在纽约成名的人,”他告诉我。“她拥有这份证书,恰好给了她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我记得我在想,‘我们怎么才能好好利用它呢?'它是什么并不重要。她当初可能是新手,这世上唯一没有经验的人。”1983年7月25日,艾根多夫第一次代表莎凡特给吉尼斯写信。1985年,高智商记录是她的了,比两个前记录保持者高了31分。第二年,她开始为《展示》写作。

从那时起,就一直是问题,问题,问题。《展示》的沃尔特·安德森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的鸡尾酒会上,人们用谜语和数学难题对莎凡特进行狂轰滥炸。说服她不作回答非常困难。“从她还是小女孩起,她就一直在被人问,”他解释说。那些逻辑问题似乎难不倒莎凡特,而是成了她取得最伟大胜利的场面 [蒙提霍尔问题(或称三门问题)](The “Monty Hall dilemma”)。这么多年之后,莎凡特接下来将要回答一个什么问题,仍令安德森兴奋不已。比方说,他相信,她理解金融危机的方式跟我们大多数人不同。

“你知道,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人们写了很多关于玛丽莲的臭狗屎,”在采访的最后他说。“作家们希望来显示他们自己如何聪明。但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该问她什么问题?我们应该严肃的对待她。”

只有一个问题看来是不该问莎凡特的,那就是,运用她聪明大脑,什么事是她生命中应该做而没有做的。问出这个问题似乎有失水准。当我们见面时,我告诉她,我一直认为,智力除了是一种工具之外,什么也不是。在那个多雾的下午,在我们道别之前,她想要纠正我。“我猜,智力可能是,也应该是一种工具,”她说。“但它似乎也是一种特征或品质或某个人人性的一个方面,你并不需要利用它去获取某些你想要的东西……它可以仅仅是你的一部分。我认为这样也很好。”

山姆•奈特是英国金融-时报周末版杂志定期撰稿人。


 

你有问题要问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吗?把你的问题发邮件到

AskMarilyn@ft.com——被选中的问题将送到玛丽莲·沃斯·莎凡特面前,并由她在未来一期杂志中做专门解答。

蒙提霍尔问题

由于“蒙提霍尔问题”的回答,玛丽莲·沃斯·莎凡特的专栏在20世纪90年代声名遍及全国。蒙提霍尔问题是一档由霍尔(Hall)主持的游戏节目:让我们来做交易(Let's Make a Deal)中,竞争者面临生死抉择。这个问题是1990年9月9日由马里兰州哥伦比亚的克雷格·惠特克(Craig Whitaker)提出的。

“亲爱的玛丽莲,”惠特克写道。“如果你在这个游戏节目中,你面临三道门的选择,一扇门后面是一辆车,其它两扇门后面是山羊,你选择了一扇门,假设是一号,而知道门后面是什么的主持人打开另一扇门,假设是三号,门后面有一只山羊。他对你说:‘你想选择二号门吗?'你转变选择对你是否有利呢?”

莎凡特的回答是换一扇门比较好,回答激起了轩然大-波:数千封投诉信纷至沓来,许多来自科学教授和学者。“这个国家已有足够多的数学盲,我们不需要世界最高智商的人造出更多数学盲。真可耻!”一位来自福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的读者写道。“你就是那只山羊!”另一位写道。“你犯了错,但看看积极的一面吧,”美国陆军研究所(US Army Research Institute)的埃弗雷特·哈曼(Everett Harman)写道。“如果那些博士是错的话,这个国家将陷入非常严重的麻烦之中。”

但莎凡特没有犯错。最终这花了她四期专栏、报纸数百篇报道,以及在课堂实验中通过儿童智力挑战检验这些选择,以便令她的读者相信她是对的。“噢,这太有趣了。我真是非常享受我收到的这些讨厌的信,”她说。“这些厚颜无耻的家伙!我真是爱死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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