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承受之重
2756字
2021-02-10 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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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译客

一直以来,地球的生命史就是地球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很大程度上,环境持续影响着动植物的物质形态和生物习性。纵观整个地球生命周期,从反向影响来看,生物对环境的影响却相对较小。直到本世纪,作为物种之一的人类,获得了改变自然环境的巨大力量。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这种力量不仅增长到了令人不安的程度,其性质还发生了改变。人类对自然环境肆意开发,其中令人最为担忧的是各种有害致命的化学物质对空气、土壤、河流和海洋造成的污染。被污染的环境大部分都不可恢复。污染造成的恶果不仅危及我们生存的世界,还危及生命本身,且大部分都不可逆。如今,自然环境已遭受普遍污染,阴险致命又鲜为人知的化学药品和放射性物质狼狈为奸,正在破坏世界的原来面貌 —— 生命的本质。

锶90 通过核爆炸释放到空气中,随着雨水降落到地面,或变成放射性微尘四处漂流,渗进土壤,被生长在附近的草、玉米或者小麦吸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逐渐聚集在人体骨胳中,直至人死亡。同样,用于喷洒农田、森林或花园的化学药品会长期留存于土壤中,进入生物体内,毒性从一个组织传到另一个组织,直至生物体死亡。

或者,它们会随着地下溪流隐秘地流动,直到流出地面,在空气和阳光的作用下形成新的物质形态,杀害植物,致使牲畜得病,还会污染纯净的井水,毒害饮水者。正如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所言,“人们几乎不可能认出自己创造的恶魔。”

地球经过亿万年的发展,才孕育出了今天的生命体 —— 数十亿年的发展、进化和扩张,它们才达到了与周围环境相适应,并与之平衡的状态。自然环境通过控制利害因素,严谨地塑造和指引着生存其中的生命体。某些岩石会释放有害射线;即便是阳光,它给所有的生命体带来了所需的能量,也让它们看到了短波射线的危害。从时间上看,生命体花费上千年而非短短几年时间进行不断调整适应,才实现了与环境的和谐共处。时间是必不可少的因素;然而,当今世界瞬息万变,根本来不及调整。

人类浮躁轻率,行为变化多端,大自然小心谨慎,步伐沉稳从容,二者应对变化千差万别。辐射危害不再单一来自岩石的本底辐射,还来自宇宙射线,太阳紫外线 —— 人类未诞生之前就存在;现今世界的辐射危害还来自人类篡改原子造成的非自然辐射。

生命体根据这些化学制品的特性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其中的钙、硅、铜和其它矿物元素 —— 它们会随着石头的风化作用沉积在河流中,最后流入海洋。现在,除了这些,生命体还需要适应人类在实验室里发明创造出来的合成物,而它们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

为了适应这些化学制品,大自然发挥自身调节机制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不是几十年,而是上百年。此外,即便在奇迹出现的情况下大自然调节成功,但是面对实验室中无止境涌现的新型化合物,这也是杯水车薪;仅在美国,每年就有将近500种化合物应用于实际生活。这一数字令人震惊,它背后隐含的意义难以理解 —— 人类和动物的身体每年需要设法适应 500 种新型化合物,这完全超出了生物体现有的极限。

它们其中的大多数是用于人类与自然的对抗活动。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人类制造的 200 多种基本化学药品都被用于杀灭昆虫、杂草、老鼠和其它被现代文明当作 “害虫” 的生物;这些化学药品在市场上往往有数千个品牌。

这些化学药品喷雾、粉末、气溶胶广泛应用于现代的农场、花园、森林和家庭 —— 无论哪个品牌的化学药品都能杀死昆虫,不管是“益虫”还是“害虫”,能让鸟儿不再歌唱,让溪中的鱼儿不再活跃,让树叶变得枯萎,药品还会残留在土壤中 —— 所有这些都是后果,尽管最初的目标只是想要杀死几棵杂草或几只虫子。有人相信,在地球表面设置一层毒雾屏障而不对所有生命体造成危害吗?

这不应该叫做 “杀虫剂”,而应该被称为 “杀生剂”。使用农药的过程似乎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追赶游戏。自滴滴涕(DDT)投入民用以来,随后出现的农药毒性也不断升级,这个过程从未停止。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根据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在上一代杀虫剂中幸存下来的昆虫会进化成超级物种,从而产生了对特种杀虫剂免疫的功能,因此,需要不断开发新药来应对 —— 一种更比一种厉害。造成这种局面,还有一些原因:

喷洒农药后,破坏性极强的昆虫经常会出现激烈反扑,或死而复生,数量比以前更多。所以说,在这场激烈的农药战争中,人类从未取得胜利,所有生命体都在其中拼死挣扎。

现代社会,除了核战争会带来毁灭性,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就变成了整个生存环境受到有害物质污染的问题 —— 这些物质积聚在动植物体内,甚至会渗入胚细胞,破坏或改变遗传物质,从而改变未来社会的面貌。

某些梦想改变未来的明日建筑师期待将来有机会通过设计来改变人类遗传物质。而现在,我们正在无意中实现这一愿望。很多化学制品,例如放射性元素会导致基因突变。人类的未来很可能取决于一件看起来非常细微的事情,比如选择一款杀虫喷雾。这样想想,真是讽刺。

付出这些代价 —— 到底是为了什么?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惊讶于我们搞错了事情的轻重缓急。聪明的人类怎么会为了消灭几只害虫而采用一种极其愚蠢的做法 :不仅会污染整个自然环境,还会带来疾病,威胁甚至导致人类的灭亡。

但是准确地说,我们确实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我们做了,而且是因为验证时所有反对理由都站不住脚。我们获悉,为了维护正常的农业生产,大量使用杀虫剂是有必要的。这样的话,我们真正的问题难道不是生产过剩吗?

尽管政府出台措施要求缩小农田规模,补贴农民,以达到减产的目的,但是农业产量依然惊人,这导致美国纳税者在1962年为超额粮食储藏项目支付了一年10亿多美元的运输成本。

这种状况促使美国农业部的一个分支机构和其它州开始减少生产,正如它在1958年的做法一样,“人们通常认为,按照土地银行的规定缩小种植规模后会刺激人们使用农药以提高现有土地农作物的产量。”

所有这些并不是在说,虫害问题不存在了或者不需要对其进行控制了。我是在说,害虫控制必须基于现实情况,而非想当然,采用的方法应该避免在杀灭害虫的同时把自己也给伤害了。

关于这个问题,在它出现的初期,人类在寻求其解决方法的过程中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后果,而它却是我们现代生活方式的伴生物。在人类出现之前的漫长岁月中,昆虫就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 —— 它们是一个品种繁多,适应能力极强的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开始出现,50多万个昆虫品种中的一小部分开始与人类争夺生存资源,主要包括两种方式:一种是与人类争夺食物,另一种是传播人类疾病。

携带病菌的昆虫在人群聚集的地方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卫生条件差的地方,发生自然灾害或战争的时期,或者处于极度贫困的情况下。这时候,有必要对这类昆虫进行控制。但是,我们现在需要清醒地看到,大剂量的化学药品控制方法不但收效甚微,还让原本需要遏制的情况面临恶化的威胁。

在原始的农业生活中,农民很少遇到虫害问题。农业集中化带来了这些问题 —— 单一农作物的大面积种植。这种作物体系为某类昆虫的爆炸式增长提供了基础。单一农作物的种植模式与大自然的运作规律相违背,无法利用其天然优势;这是一种设计师才能想出来的精密农业体系。

大自然为我们呈现环境的多样性,但人类却在积极将其单一化。为此,人类撤销了大自然为物种之间保持界限而设置的相互制衡条件。一个重要的自然制约就是,适宜每个物种生存的空间都是有限的。显然,以小麦为食的昆虫在大面积单一种植小麦的农场上的繁殖速度与数量比在小麦和其它作物穿插种植的农场上的繁殖速度与数量要高出很多,因为这类昆虫无法适应穿插种植的作物环境。

这种现象在其它环境中也会发生。在上一代或更早以前,美国大多数地区的城镇都喜欢用高贵的榆树装点街道。现在,他们满心期待的美景正面临灭顶之灾,因为榆树都生病了,致病因子是由一种甲虫带来的。如果榆树生长的地方还有很多其它树种,那么这种甲虫就很难在数量上形成规模,也难以在榆树之间传播疾病。

另一个与现代昆虫问题有关的因素必须要放在地质学和人类历史的背景中来看:成千上万的不同物种从本土入侵到其它地区。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艾尔顿(Charles Elton)的新作《入侵生物学》(Ecology of Invasions) 已经开始对这一世界范围内的物种迁徙现象进行研究,且描写生动。在白垩纪时期,大约几千万年前,海洋淹没大陆,切断了大陆之间的很多路桥,导致很多物种隔绝在艾尔顿称作 “巨大的隔绝自然保护区”。

与同类隔绝之后,它们进化出了很多新品种。当大陆板块再次结合时,大约1500万年前,这些物种又开始向新的地区迁徙 —— 这一活动不仅依然在持续,现在还得到了人类的巨大帮助。

现代物种传播以进口植物为主要媒介,由于动物大多随着植物迁徙,它们在某个地区的隔离时间都相对短暂,并不会对该地区构成入侵威胁。美国植物引进办公室从全世界各地引进了约200,000例动植物品种。美国有90多种植物的昆虫天敌是从国外无意进口的,大多数都是随着植物一起被带过来的。

在新地区,因为没有原地区的自然天敌对物种数量进行控制,新来的植物或动物数量就会剧增。毫无悬念,我们面临的大部分虫害问题都与引进物种相关。

不管是自然产生还是依赖人类帮助发生的物种入侵现象很可能会永远存在。隔离和大规模的化学控制只不过是一种十分昂贵的争取时间的做法。我们面对的,根据希尔顿教授的说法,是 “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不仅仅是找到新的技术手段来抑制一种植物或一种动物那么简单”;相反,我们需要回到与动物相关的基本常识上,动物群体的数量与它们生活的自然环境关系密切,这种关系会 “促进生物与自然环境的平衡,阻止物种入侵造成的巨大破坏。”

我们现在能够轻易获得所需知识,却没有好好利用它们。大学培养了很多生物学家,而且有很多人在政府部门任职,我们却很少听取他们的意见。我们任凭致命的化学制品在生活中泛滥,这似乎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做法,然而实际上,人类凭借自己的足智多谋可以很快找到许多办法。

我们是否陷入了一种自我催眠的状态而心甘情愿地接受劣质有害的生活方式,仿佛失去了追求美好生活的意愿?这种想法,用生物学家保尔·谢泼德(Paul Shepard)的话说,“当整个身体都没入水中时也要用唯一露出水面的脑袋憧憬美好生活,不断提高自身对环境恶化的容忍限度…… 我们为什么要忍受差点被它毒死的食物,差点变成一潭死水的家庭,差点成为敌人的熟人圈子,差点让人精神错乱的机动车噪音?谁想要生活在一个还算凑活的世界里?”

然而,这样一个世界正在向我们逼近。创造一个无化学制品、无虫害世界的改革运动似乎已经对许多在该领域抱有极度热忱的专业人士和所谓的虫害控制机构造成了威胁。方方面面的证据都显示,那些致力于化学喷洒事业的群体开始滥用职权。“负责监管的昆虫学家…… 摇身变成起诉人、法官和陪审团,估税员、收税员和州长也开始执行各自的权力,”康涅狄格州昆虫学家尼利·特纳(Neely Turner)说。最骇人听闻的虐待行为开始不受控制地在各州和联邦机构中展开。

我并不是主张绝对禁止使用化学杀虫剂。我反对的是,把有毒的生化药品不加选择地交给使用者,而几乎完全不考虑他们可能受到的伤害。我们让数量庞大的人群与毒药接触,却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也没有告知相关知识。如果《人权法案》不保证公民在被个人或国家工作人员投毒致死时的权利,那肯定只能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也无法预料到这样的问题,即便他们拥有超凡的智慧和未卜先知的能力。

而且,我反对的是,在没有提前调查清楚这些化学药品在土壤、水源、野生动植物和人类自己身上的效果时就被允许投入使用。后代不可能宽恕我们对诚心滋养所有生命的大自然做出的粗心之举。

直到如今,人们对大自然所受到的威胁依然认识不足。这是一个不缺专家的时代,每个人只关心自己所在领域的问题,而对它所属的宏观环境漠不关心,毫不容忍。这还是一个工业主导的时代,人人都有不惜任何代价赚钱的权力,且无可辩驳。当大众提出质疑且证据确凿时,面对滥用杀虫剂导致的破坏性后果,责任方也只是通过提供真假参半的消息来息事宁人。我们需要尽快终结这些信誓旦旦的谎言,撕下残酷事实的糖衣。虫害控制机构冒险的代价最终将由公众买单。

关于是否要继续在现有的道路上走下去,公众必须在充分了解事情真相的基础上做出决定。用吉恩·罗斯唐(Jean Rostand)的话说,“我们可以忍受痛苦,但不能忍受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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