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摆脱大萧条步入繁荣——“美好的战争”(摘自《战争的粮秣》)
5144字
2021-01-02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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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译客

在20世纪40年代,大萧条依然影响着美国的工人阶层。30年代激增的失业率导致赤贫和边缘化人口数量急剧膨胀。美国奉行的个人主义哲学意味着福利制度的缺失不能救济1500万失业工人及他们的家人。几百万人变卖财产来维持开支,还有几百万人因负担不起房租而被驱赶。饥饿笼罩在这些家庭的头上。当1933年失业率达到顶峰时,在芝加哥街头出现人们因饥饿而倒下的场景已是司空见惯。

1941年,新成立的国防卫生和福利服务办公室(Office of Defense Health and Welfare Services)主任保罗▪麦克纳特( Paul McNutt)声称,有多达4500万美国人“没有足够保持身体基本健康的食物”。在备战过程中,征兵局局长刘易斯▪B▪赫尔歇( Lewis B. Hershey)表示,在被招募的新兵中,有40%由于缺乏营养造成的残疾不适合服兵役。军医处处长托马斯▪帕伦(Thomas Parran)警告说,不良的饮食引起的健康问题不仅对国家的军事实力造成威胁,还会减缓工业生产以及降低“数百万人的士气”。

二战将美国拖出了大萧条,使其进入了一段经济繁荣的时期。战争工业的增长结束了失业困境,从1941年到1944年,收入最低的家庭的工资翻了一番。海伦▪斯蒂德(Helen Studer)夫妇受到了大萧条的沉重打击。他们家的生猪养殖生意崩溃,她的丈夫唯一能找到的工作是在科罗拉多州为管道挖沟,在那里一家人住在帐篷里。战争爆发后,她和丈夫搬到了加州,两个人都在达拉斯飞机制造厂找到了工作。“人们都挣了很多钱,都不知道买什么。

因为我从地狱来到了天堂,因为我们经历了30年代大萧条;我们来到这时还背负着债务。我们夫妇俩在一年内就还清了债务。海伦▪斯蒂德的经历在美国全国都在重复着。在战时,来自肯塔基州帕迪尤卡的佩吉▪泰利(Peggy Terry )最初在离家很近的炮弹厂找到了工作,后来她又去了位于密歇根州的一所测试飞机电台的工厂工作。她的工资从32美元涨到了90美元。“我们度过了很多美好时光。我们有钱,我们可以在餐馆里吃饭,也能交得起房租。这些在以前是绝不可能发生的。”

在美国,由于经济增长的繁荣,二战被冠以“美好战争”的美名。与连锁超市有合作关系的李▪奥尔蒙特(Lee Ormont)承认:“在没有损失一个人的前提下,我们确实有一段美好时光......我们突然发现自己相对繁荣起来了。我们真的没有受到(战争)影响。”工资的上涨对工人阶层的营养福利产生了极大的益处。

美国工人现在有理由吃好了。战争并未重新分配美国的财富。事实上,贫富收入差距增大了,但与英国一样,工资增长在美国产生了同样的拉平效应,富人和穷人的饮食差距开始缩小。在战前,在食品支出方面,最富有的第三阶层要比最贫穷的第三阶层多一倍。到1944年,富人的食品支出只比穷人多三分之一。

工人阶层特别增加了对保护性食品的消费——肉类、奶制品、水和蔬菜——在战前工人阶层对这些食品都摄入不足。贫富阶层之间的动物蛋白摄入差距也缩小了,因为工人阶层的肉类消费增加了17%,而最富有的社会阶层的肉类消费却减少了4%。大东方超市连锁店经理报告说:“以前从来没吃过小牛排的顾客如今一次买五磅做烤肉。”

1948年,对城市家庭的一项调查发现,四分之三的家庭摄入了推荐的钙量,而1942年的钙摄取量仅为一半,1936年为三分之一。遍布全国的2000万个“胜利菜园”(Victory Gardens)为工人阶层的菜单增加了令人感兴趣的新口味和维生素。过去被当做传统饮食的沙拉、南瓜和烤茄子也被人们变着花样做成佳肴。

1943年,一个纽约小学生饮食的调查组惊喜地发现,孩子们不仅能吃到新鲜水果,还能吃到诸如菠菜等绿色蔬菜。对得克萨斯州400个从事各行各业的家庭一项调查显示,与1927年—1929年发起的一项类似调查相比,他们摄入了更多的牛奶、鸡蛋和黄油,以及两倍量的蔬菜。

就像在英国,许多美国人在战时能摄取比30年代更健康的饮食。与英国人相比,他们吃的更多。根据超市老板李▪奥尔蒙特的会议,人们“在挥霍食物”。由于消费品的短缺以及实施严格的汽油配给,几乎没什么东西可以买到。英国对食品支出减少11%,但美国的食品支出却增长了8%。因此政府不得不实施配给制以限制对高质量和浓缩食品的大众消费来满足军方和美国盟友的需求。

一多半若干种食品物资及大部分最优质量的粮食都被运往军需官的仓库中。另外,大量的罐头食品,尤其是肉罐头,不面向美国大众出售,这样美国就可向英国、苏联和中国等盟友履行提供租借食品的承诺。美国国内对食糖、糖果、咖啡、黄油、奶酪、罐装食品、冷冻和脱水蔬菜和水果,以及牛羊肉都实施了配给。

美国政府以富有特征性的自由放任的方式来为战争进行经济和社会动员。私人企业和工业的力量被加以利用,但政府不对它们进行直接控制。生产管理办公室(Office of Production Management)主任威廉▪克纽斯登(William Knusden)将美国的主要商界领袖召集起来,给了他们一份军需品的清单,然后这些领袖人物表示自愿提供这些军需品。就这样,克纽斯登完成了工业向军事装备生产的转变。

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在总结这个方法时说:“如果你想参加战争......在资本主义国家,你得让企业在生产中获利,否则企业是不能运行的。”商人不喜欢别人告诉他该做什么,但主导一个拥有“广泛的大规模生产经验……高度的技术和组织技能、“雄心壮志”的意愿以及激烈竞争精神”的行业的大环境下,这一战略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美国刚参战时,经济主要面向民用生产,军事开支也很少。但是到1942年年末,美国的战时经济规模已超过了轴心国,到战争末期,美国的工业生产翻了一番。“战时生产的盟军军事装备有三分之二”是在美国制造的。

在食品生产和供应等领域,国家有必要控制和关闭自由市场。美国政府对自己的干预性措施表现谨慎的不信任感。实施配给制是为了全国人民的社会经济群体公平地分担物资短缺。这是大多数配给制的推动力。然而,在其它国家,配给制也被当做指导饮食习惯的工具。在英国,粮食体系推动了英国人更多地消费面包和马铃薯;在日本,政府向民众分发面条以节约稻米。

美国政府在战时的世界中却是独树一帜的,它坚持宣称,在食品方面无意破坏“美国公民主动性和民主习惯”。政府还向公众宣传,实施配给制是为了保护人们做出自己选择食品的能力。政府非常不情愿指导消费,哪怕是更健康食物的消费。这部分反映了公众对政府对日常生活的私人领域的干预的反感,另一方面是配给体系内拥有大量食品的缘故。在战时,美国农民比战前多生产了50%的粮食。即使在军方和美国盟友的粮食需求旺盛时,仍会余留大量存粮,这样就可确保支持战争努力的人们有足够的食物,而政府没有必要进行干预。

因此,战时的美国允许人民保持个人自由的意识形态。美国的资源极其丰富,可以承担因尽可能允许个人和市场自由而造成的能源浪费。

 自由放任食品消费的后果之一是营养学家对政府粮食政策的影响力有限,而尽管存在战时限制,食品工业仍然保留着保护其商业利益的实力。1940年,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创建连个理事会,以研究国家粮食政策。粮食与营养理事会( Food and Nutrition Board)接受的任务是整理最新的科学研究和制定营养标准,而饮食习惯委员会( Committee on Food Habits)将发现的信息编译成具体的饮食建议。

1941年5月,粮食与营养理事会在全国营养大会(National Nutrition Conference)上展示了其最具影响力的一项工作。这是一个每日推荐摄入量的表格,通过清楚地说明“一个人需要多少已知的营养素来保持健康”,解决了科学知识上一个严重空白。该表格为军方、政府和各种私人机构提供了权威的衡量标准,用以判断士兵、工人及其家庭的饮食。然而,在起草表格时,营养学家过于谨慎了。这些建议比他们认为的平均需求高出约30%。

这就造成了美国配给过于丰富的趋势。而造成的反作用是:对于供应过剩的各种菜单和饮食,往往被认为营养不足。食品产业的影响也被认为对建议的起草施加了影响力,它们反复强调品种繁多的食品可以满足各种特别的营养需求。这是为了安抚不同的农场和食品利益集团,如果营养建议似乎偏向于一种食品而不是另一种,他们就会强烈抗 议。比如,牛肉产业会强烈抗 议豌豆或鸡蛋作为肉类优质替代品的任何建议。

粮食与营养理事会推荐的每日摄取量通过报纸、杂志和电台广播被广泛宣传。1943年,农业部将其收录在了当时最流行的《国家战时营养指南》的小册子中。到战争末期,在1941年还不能区分维生素和卡路里的大部分美国人已经理解了健康饮食和均衡饮食的必要性。然而,这是一种分散式的影响。营养学家从来没有能够通过操纵价格,以最有效的方式积极指导民众的饮食习惯,因为他们无法获得规定食品价格的价格管理办公室的行政权力。他们只取得了小小的成功,他们说服政府在面包、牛奶和人造黄油等基本食品中添加铁、各种维生素B、维生素A和维生素D。

这是一项惠及所有人的健康措施。但即使在健康饮食的宣传方面,食品行业利用的都比科学家更有效。战争广告理事会( War Advertising Council )由来自广告部门的代表、企业顾问、媒体以及来自诸如战争信息办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等感兴趣的政府部门的官员。他们共同商定了宣传运动的大纲。通过这种方式,政府让食品行业在传播健康饮食宣传的同时,仍然允许相关企业赚钱,或者至少让企业的品牌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保证未来(如果不总是现在的话)的销售。但问题是不管真是的健康益处是什么,食品行业倾向于利用新的营养科学语言来兜售产品。

因此,美国公众被劝导食用西柚,因为这种水果富含“胜利维生素C”。但公众又被告知雀巢巧克力是一种“浓缩的高热量食品”。儿童对甜食的喜爱受到了一些宣传食糖好处的活动的鼓励,这些活动指出食糖是作战士兵饮食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德国、英国和苏联等国家通过额外配给、特殊食堂或更大面包口粮等方式来在竭力维持工业生产力率。在美国,国防卫生和福利服务办公室营养司(Nutrition Division of the Office of Defense Health and Welfare Services)制定了旨在改善工人营养的计划。然而,保罗▪麦克纳特( Paul McNutt)和他的团队发现不能对胜负政策施加任何实质的影响力。罗斯福拒绝任命协调粮食政策官员意味着营养司改善工人食物的企图在无休止的官僚磋商中举步维艰。

为了推动他们的政策通过,他们不得不在管理粮食生产、分配和销售的多个部和部门中进行辩论。营养学家对食品产业没有执行权,因此不得不为工厂提供怎样建立和运营食堂以及提供什么食物的建议,但不能要求工厂接受这些措施。在美国,向工人提供饮食在很大程度上由私企老板自行决定。

在庞大又仓促建起的工厂中,又导致了饮食设施的供应不足。在福特的威楼峦(Willow Run)工厂里,轰炸机是在巨大的车间里制造的。工厂有一个可以容纳一万多人的自助餐厅。大多数工人在半小时的午饭时间里不能去餐厅。午餐车提供食物,但是工人们抱怨三明治经常是用劣质午餐肉做的,咖啡的味道像洗碗水,温热的食物脏兮兮地放在纸盘上,令人没有食欲。当时在华盛顿温哥华凯撒造船厂上班的昌西▪德▪弗伦奇(Chauncey Del French)回忆道:“工人们不满意的两个主要原因是高物价和哈德逊宿舍和造船厂自助餐厅提供的少量食物。”

物价是由物价管理局(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批准的,“但是物价局对食物份额的大小不感兴趣,工人们感觉被欺骗了。“一名与我们一起工作的焊接工道出了数百名已辞职工人们的心声:‘在这里吃一顿饭要花掉2.35美元,但我还是很饿,我知道被欺骗了。我在家里也能干与战争有关的工作,这就是我辞职回家的原因’。”考虑到招聘和训练一名工人的成本是225美元,强迫合同商改善伙食,成本会小得多。但即使造船厂的顾问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却依然未采取任何行动。

美国政府没有采取行动通过强迫改变为工人提供食物或干预餐饮承包商的盈利活动来激怒雇主。一些大型兵工厂的食物供应可能不符合标准,但总体来说,工人们吃的很不错。

美国工人没有挨饿的风险。相反,他们吃的很好。营养司被委以评估工厂午餐营养价值的任务。在一项对伊利诺伊州一个食堂的调查中,有71%的食物被归类为不合格,但这是根据食物与营养委员会推荐的每日摄取量来评判的,因此,评估者荒谬地应用了高标准。

如果参照食品名单中少了两项,那么食物就被视为不合格。而食品名单包括一杯8盎司的牛奶或一些其它奶制品,一杯一杯绿色或黄色蔬菜汁,肉类、奶油、鱼类或鸡蛋,两片全麦面包,黄油或高营养人造黄油,果汁,或者柑橘类水果。这份食品名单本身就说明了美国战时工人习惯食用大量新鲜和营养丰富的食物。靠水汤生存的苏联工人要是能吃到食品名单中的一种食品就很感激不尽了,而英国工人要是能吃到肉或一个新鲜鸡蛋就很满足了。

尽管存在需要国家干预的有力证据,比如激增的事故发生率,政府仍然不愿干涉。在战争的第一年里,在美国工厂上班要比当兵更危险。到1942年6月,死于工厂事故的工人数量比阵亡的士兵都多。对工作没有经验,对新工作不熟悉,操作机器不熟练以及劳累过度都是造成工人死亡的因素。

绝大多数的伤工和致命错误都是在夜班工人劳累和身体虚弱时造成的。这为营养委员会提供了理由,坚持说应该向夜班工人提供营养热餐,这样可帮助工人保持警惕。1943年,政府确实介入并组织了一个安全运动,设立了有关健康与安全的委员会。但是政府再次限制自己,既不提供建议,也不授权该委员会执行规定。

同时,可口可乐公司利用战争向工厂推广产品。可口可乐公司是唯一一家免除食糖配给的生产商,因为它是军事基地主要的苏打饮料提供商。该公司出版了一个名曰《最大化战争努力中休息的重要性》的小册子。小册子中详细地阐述了一个论点,即如果给予工人们有规律的休息,他们的工作效率会更高。在小册子最后建议,如果这个建议被采纳,那么可口可乐应该被当做休息饮料。

利用喝可口可乐来改善生产率在某种程度上是令人怀疑的。就像德国人发现的那样,一顿热餐对劳累的工人来说要比饮料更有益处。尽管如此,可口可乐似乎在安全运动中取得了成功。在肯特基州维奥拉一座炮弹工厂上班的佩吉▪泰利(Peggy Terry)抱怨“可口可乐和胡椒博士的饮料遍布所有楼区,可就是没有饮用水。你只能去两街区以外的自助餐厅喝水。当然,你不能长时间离开机器去喝水。我讨厌喝可口可乐和胡椒博士饮料......当然,我们只能买这东西”。

如果说在战时阶层的营养差距缩小了,那么根深蒂固的种族分离依然是美国社会的一个标志。美国黑人被排除在因战争工业增长而激发的经济繁荣之外。许多工厂拒绝雇佣黑人,到战争结束时,战争工业中黑人岗位只占8%。许多黑人工人都是南方人,他们来打工是为了摆脱贫困的乡村生活,而黑人妇女是为了摆脱当佣人的苦工。1942年,黑人在战争工业岗位中的份额达到了3%,但他们的人数依然不足,经常被雇佣去干最危险的工作——处理弹药、火药或有毒化学品。许多军火厂只雇用黑人做一些低贱的工作,如搬运工、看门人和清洁工。

那些愿意为美国牺牲生命的黑人发现部队也不愿意接纳他们。当他们入伍以后,通常被安排在不重要的位置上,比如厨师或服务营。在军队和许多南方州,种族鼓励政策仍然存在。黑人被要求在工厂使用单独的洗手间,不能进入公园和台球厅,只能坐在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的后排,远离白人乘客。

一位活动家指出,美国政府宣布它“反对柏林公园长凳上写着犹太人的字眼,却赞成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公园长凳上写着有色人种的字眼”,这让人听起来太愚蠢了。一名身穿制服的年轻黑人早上被告知要扫除纳粹的偏见,而当晚却被告知只能在“有色人种”的邮政交易中心买饮料,这不是愚蠢,而是残酷。”

破坏战争努力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种族骚乱。1943年,在47个城市发生了242次种族冲突。最严重的破坏集中在战时生产中心,如莫比尔、底特律和费城。在这些城市,白人反对黑人的就业或升职导致了自发性罢 工,交通系统瘫痪和造成黑人被杀骚乱。在1943年3月,美国劳工部得出结论,由于种族偏见,美国在一个月内损失了101955个工作日。

当美国向国外宣称要为捍卫民主而战时,政府在国内对待黑人的方式上却没有运用民主原则,这在整个黑人社区都引起了强烈不满。

黑人在战争工业中很难找到工作,这使他们无法享受到战时工资上涨带来的好处,同时,他们在战时通货膨胀中受到的保护更少。在美国城市的黑人居住区,破旧不堪、拥挤不堪的房屋要付天文数字的租金,当地商店对质量低劣的食品要价高得离谱。

从理论上讲,价格管控本应控制住这个问题,但物价管理局没有多少志愿者来检查城市黑人区店主收取的价格,而且平均而言,黑人购买食物的费用要高于白人。1942年8月,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纽约黑人购买食物上的花销比该市其他居民高出6%。尽管协会要求物价管理局解决黑人社区的问题,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1943年8月,黑人的怨恨到了高潮,纽约哈莱姆区爆发了一场“商品暴乱”,白人经营的商店被抢劫和打砸。骚乱发生之后,纽约终于采取了行动。在一周内,物价管理局在该地区设立了办公室,并任命黑人管理人员监督该地区的食品价格。但是在整个战争期间,罗斯福和他的政府仍然不愿意解决黑人社区的真正不满,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美国政府才最终决定接受保护所有美国公民基本民主 权利的要求。

政府内部有些人希望利用战争来改善大萧条时期建立的贫困救济制度。 国防国民营养会议(1941)的报告主张继续实施食品券和学校午餐计划,这两个计划都是在30年代实施的,目的是“救济那些能够买不起足够的营养食物的人们”。然而,新政食品救济计划被其首席行政官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和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视为主要是减轻农业盈余和维持农场收入的方法, 而不是作为改善穷人饮食营养质量的手段。

因此,到1942年,学校午餐计划不仅让500万儿童受益(约占学校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也使农场收入提高了至少1600万美元。学校厨房得到了农场剩余农产品的供应,如 鸡蛋、葡萄柚、洋葱、苹果、杏子和杏仁。 粮食捐赠很不平衡,学校经常不得不另外购买食物以得到膳食均衡,孩子们对许多捐赠的食物感到厌倦,拒绝吃这些食物。

到1943年,战时对粮食的巨大需求解决了粮食过剩问题,大多数新政救济计划已逐步取消。联邦资金已从粮食要点和救济计划中撤出,希望继续参与的州必须自行寻找资金。 结果是,需求最高的最贫穷且人口最多的州退出了救济计划。这意味着没有被战时繁荣带离贫困的穷人无法获得食物援助。从大西洋中部海岸一直延伸到南部和西部,穿过弗吉尼亚和西弗吉尼亚州、南卡罗来纳州、肯塔基州、田纳西州、阿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和阿肯色州一直到路易斯安那州的农业带尤其如此。

土地贫乏,机械陈旧,缺乏对新技术的投资,这意味着这些地区的农场不受战时繁荣浪潮的影响,而后者席卷了美国的农业社区。在这些地区,生活水平实际上由于去军队和更繁荣的城镇的医生、牙医和老师的离开而下降了,使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妇女和儿童几乎得不到医疗保健,教育水平也未达到标准。

要保留的一项新政救济计划是学校午餐计划。 营养学家在家政局(Bureau of Home Economics)的一次协调运动中设法确保了该计划继续得到联邦资助。佐治亚州参议员理查德·罗素(Richard Russell)提醒政府,由于学生们的母亲从事战争工作,预计不会在中午回家做饭,因此学校午餐对学生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在英格兰扩大学校午餐计划之时,我不知道美国如何证明在这里减少食物是合理的。”实际上,到战争结束,该计划已经为800万儿童提供了食物,而学校为另外200万学生提供了牛奶。

学校午餐计划是战时食品政策中营养学家掌握实权的一个领域。每个州都被要求雇佣营养师和营养学家来监督该计划,每日推荐的摄入量被用来衡量午餐是否“具有最佳营养价值”。

在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指导下,饮食习惯委员会致力于制定建议菜单。这些菜单不仅提供健康的膳食,而且培养了国家团结的意识。米德认为,学校午餐应该避免冒犯美国多样化人口中不同民族的口味。出于这个原因,她认为应该避免使用辛辣的调味料,因为这会不合一部分人的口味,并建议只放盐。

米德试图取悦所有人的口味,取得了成功。委员会编制了一套菜单,减少了种族和区域烹饪的多样性,只剩下一套清淡的汤、肉馅饼、烤鱼和水煮蔬菜。学校午餐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了美国饮食的类同化,巧妙地培养了所有美国人都可以分享的无害食物的偏好。在芝加哥,学校午餐计划被称赞为使移民儿童美国化的一股力量。波兰、立陶宛、墨西哥、意大利、天主教、新教或犹太族的孩子们坐下来吃这些食物,被戏称为“吃民主”。

如果说学校午餐有助于创造一种统一的美国饮食,那么在真正养活穷人方面几乎未起作用。该计划确实规定,所有来自低收入家庭和接受救济的儿童都应该得到一顿免费午餐。但联邦政府的资金只够支付食物的费用,各州必须筹措资金提供新的餐厅和厨房,并支付雇工的费用。这意味着最贫穷的州参与学校午餐计划的学校数量最少,贫穷家庭的学生也没能吃到多少免费午餐。政府自由放任的态度,官僚气息的混乱食品管理以及美国营养学家寻找一位有权势的政府部长(像英国的伍尔顿(Woolton)勋爵那样)的失败来支持他们的事业,这些都使得在应用作为福利工具的配给系统方面,美国远没有英国的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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