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大流感期间圣诞节无出其右?对1918年梦魇的追忆(摘自英国《卫报》)
1545字
2021-01-07 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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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译客

这不是第一次流行病影响假期。1918年11月,对一战停战以来首个圣诞节的准备发生在既黑死病之后最严重的流行病期间。

与如今的新冠肺炎一样,1918-1919年西班牙大流感在当时同样肆虐全球。

那次致命性流感发生在(1918年)秋天,11月月末达到高峰,在12月的最初几周持续传染。

全世界有几亿人被感染,几千万人死亡。

有四分之一的英国人被感染,22.5万人死亡,绝大多数都是在圣诞节之前几个月和几周死去的。尽管这两种流行病有很多相似点(两者都是大规模高度传染的呼吸道疾病),但两者的形成过程,防控,对医疗的影响以及人们怎样学习与之共存等方面都存在着重要区别。

庆祝1918年圣诞节和其它季节性节日并未采取像今年这样的限制措施。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很多,让我们举出其中几个,为当前形势提供一些经验教训。

1918年大流感的经历与一战有密切关系。战争加剧了流感的快速传播,也对流感应对措施产生了重要影响。

直到1918年11月停战之前,赢得战争要比抗击流感要重要的多。在英国,在面对不断加剧和恶化的流行病的关口,公共健康部门、军方和政府官员仍然建议国民“继续日常生活”。

英国首席医务官亚瑟▪纽斯舍姆(Arthur Newsholme)爵士在10月发布了第一份官方备忘录。

备忘录中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措施来抑制流感,包括将病人与健康人隔离,关闭学校和影院,口腔消毒(用抗菌剂漱口),以及对大规模“人员聚集”发出警告。但是配戴口罩却不包括在建议措施中。

任何措施都不是强制性的,负责实施的任务落在了三心二意的当地政府头上。

医务官员和伦敦当局采取了关闭影院和学校在内的多种措施,但其他人几乎没有对此进行干涉。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曼彻斯特,卫生部医务官员詹姆斯▪尼文(James Niven)博士制定了一项预防和治疗并可能减轻流行病的有力措施。

然而,在11月的第二周和第三周,第二波疫情达到高峰,到12月初,曼彻斯特的疫情达到了顶峰。

没有系统采取预防措施有以下几个原因:

•战争需求占主导地位

•医疗专家不确定流行病的特性:哪些人最容易被感染;  症状的特性和严重性;死亡人数与已知流感不相符的原  因。

•大多数权威人士认为流感是由细菌引起的,但是系统的测试是不可能的,因为很难从病人身上分离出样本放在培养基中培养。

• 公众的态度很重要。流感在当时仅仅被视为令人不适的小病。

•饱受四年战时之苦的人们不可能欢迎或遵守严格的限制措施。

战争结束后尤其如此。停战后爆发的第二波疫情并不是偶然的。全国有数千人无视公共卫生建议,成群结队地在广场、大街、酒馆、家中和教堂里庆祝。

不久以后,退役的士兵们把流感带到了英国,并传染到了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美国和其他地区。

随着流行病继续在11月和12月初肆虐,医院已经被病人和垂死的病人压得不堪重负。

绝大多数医院的人手不足,因为英国有一半护士和医生被征召入伍。

医院里的医护人员除了照顾或减轻病人痛苦之外,什么都做不了:没有针对流感或伴随流感的致命肺部并发症的有效治疗方法。

尽管政府鼓励去医院就医,但大多数病人都死在了家中。他们并不是由医生或护士照顾,而是家人、朋友或邻居。

由于缺少棺材,很多地方的葬礼也被取消了。

到了12月初,作为防御措施或者因为老师和学生生病的缘故,越来越多的学校被关闭。

就像现在,孩子被认为是传染病的传播者,关闭学校被视为必要但有争议的措施。

伦敦郡议会首席医务官威廉▪哈默尔(William Hamer)反对关闭学校,理由是“这种行为只是放任孩子,允许他们聚集在传染病风险更高的地方”。

在12月初,曼彻斯特决定在新年到来之前关闭所有小学。这个措施是一把双刃剑。与今天不同的是,孩子们不会被限制在家里。大多数孩子在街道或公园里玩耍。正像哈默尔所担心的那样,这进一步传播了疾病。

到圣诞节那天,第二波疫情基本结束了。这段间歇期提供了反思时间,人们表现出了失望、愤怒和渴望的情绪。在战争和流行病双重悲剧的阴影下,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圣诞节。

全国和地方报纸刊登阵亡者讣告的版面现在被流感病死者占据了。

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许多从西线幸存下来的年轻人回国后却死于流感。

《泰晤士报》这样提醒读者:“平心而论,这次瘟疫(也似乎是)比战争更加致命五倍。”该报纸估计:“在过去的12周,大约600万人死于流感和肺炎。”

这个数字严重低估了实际死亡人数。几周后,《泰晤士报》将死亡数字修正为1200万,但即使这样,死亡数字还是太低。人们普遍的失落感引发了愤怒情绪。大多数人都把怒火指向了公共卫生当局防控流行病的失败。

《曼彻斯特卫报》的医学记者谴责这种流行病“揭示了预防医学在面对某些传染病时的相对无助”。纽斯舍姆和他的部门因为未能有效协调全国应对措施而成为被攻击的特别目标。有人呼吁新当选的大卫·劳埃德·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政府尽快成立卫生部,以巩固防控系统。

最严厉的批评是未建议民众佩戴口罩以防止传播传染病。批评者质疑为什么没有将在火车和公共汽车以及公共场所中佩戴口罩作为一种普遍措施。他们引述了旧金山的例子,据说那里佩戴口罩的法令消灭了传染病。

佩戴口罩成为了公众探讨的一部分,讨论为应对未来的流行病而需要进行的医学和文化变革。

《曼彻斯特卫报》想知道此举是否反映了英国人的特点:“可能是英国人的自我意识阻碍了在流感传染病期间采取佩戴口罩的预防措施。”

随着第二波疫情的减轻,有些人了乐观地认为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有人希望由战争办公室( War Office)开发的和军方测试的新流感疫苗会拯救大众。

这种疫苗由细菌混合制成,被证明对肺炎等继发感染有中等效果,但不能预防流感。尽管如此,需求量依然很高,使得疫苗产商紧急供应地方政府。

1919年新年过后,流感再次短期爆发。尽管规模和严重性比原来降低了,但第三波疫情是由圣诞节疫情引起的。这清楚地提醒我们,这种流行病依然是“回头客”。

最终,英国人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不得不学习怎样与流感共存。就像与新冠肺炎共存一样,这意味着承受惨重的损失,承认系统性失败以及探索应对传染病的新方法。引起1918年秋天那场毁灭的流感病毒仍以轻微影响的方式传播了数十年,导致疫情暴发和传染病。流感死亡和疾病成为了现代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医疗和保险系统的合理计算,以及个人、家庭和社区的经历。

每一次流行病都是迈向未知的一步。我们需要铭记在流感和新冠肺炎出现的世界中,在医疗和科学知识、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和应对能力方面存在差异。

回顾过去可以提醒我们:每个流行病带来的独特的问题需要独特的解决方案。

在2020年,英国和世界在应对疫情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但正如1918年所揭示的那样,即使有最先进的医学和科学,社区和国家也不得不学习如何与传染病共存。

这次挑战是学习怎样与传染病和和谐地共存;而在1918年,几乎没有人会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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