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同饥馑作斗争——饥饿下的不屈不挠(摘自《战争的粮秣》)
1617字
2020-11-09 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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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译客

在1942年—1943年,苏联人的日均摄取量为2555卡路里,到1944年提高到2810卡路里。这是战争发生转折的迹象。这个食物量对于当代不怎么运动的人来说是足够的,但对于战时每天都处于艰难生活的苏联人来说却远远不能维持健康和体力。除日本人以外,苏联人生存所依赖的食物数量远远少于其它参战国。

苏联每日比英国或德国人均消耗至少低500卡路里,而美国人日均消耗量比苏联人多1000卡路里。然而,用平均数得出的结论不能反映出粮食供应的不可靠性,粮食短缺的时期以及严重的粮食匮乏和粮食不公平分配的事实。因此,共产党精英可能早饭就能吃到炖肉,而穷人和饥民却沦落到舔别人盘子里吃剩的残羹剩饭。

依赖他人抚养的人或非体力工人的配给额只有200-400克低质量面包,这意味着需要想方设法去搜罗足够的食物。艾琳▪罗什(Irene Rush)回忆道,“我们真是太饿了,但既少又难吃的食物吃起来却很享受。我们经常在饭点之前一两个小时就饿了。到了饭点,一块干面包尝起来都像天堂里的甘露。”这不是一个每天能舒舒服服地享受2555卡路里能量的人说的话。平均数结论中的证据确切地表明,只有一小部分特权人士才能吃到身体需求卡路里数的食物。大部分苏联平民都患有严重的营养不良。

除了粮食不能满足苏联人能量需求的问题外,还有食物的营养不足问题。苏联是二战期间唯一爆发坏血病的欧洲国家。不规律和贫乏的饮食导致了胃炎、胃溃疡、痢疾、腹泻和维生素 C、K和A的缺乏症。

即使拥有食物优先购买权的澳大利亚外交官J▪A▪亚历山大( J. A. Alexander)也患上了维生素缺乏症。他于1944年8月抵达苏联,仅过了一个月就“消瘦了很多......我们寻找牛奶、蔬菜、水果和果汁等紧急食物来维持健康”。到10月,他抱怨道,“自从我来到这后就没有吃过一个鲜鸡蛋,也没喝过鲜牛奶。”苏联人的出生率下降了一半,疾病流行。斑疹伤寒是一种因营养不良和糟糕的卫生条件引起的接触传染性疾病。尽管政府确实试图采取包括对所有临出行的列车乘客进行消毒等有效措施以防止爆发大规模传染,但斑疹伤寒患者数量却急剧增加。

平民生活的崩溃对战争努力来说是一个巨大威胁。但可怕的粮食形势并未糟糕到导致前线士兵或奋战在工业组装线工人数量的不足。然而,苏联非凡的战时成就是以巨大的代价换来的。苏联人的生活已沦落到了忍饥挨饿和无休止苦干的境地。每天的生活都充满着痛苦。被派往共青城检查租借设备使用情况的肯普·托利( Kemp Tolley)满怀伤感地说,“人们不得不在如此艰难的状况下生活,没有一丝美好,他们也掌控不了自己的命运。实际上,只有人类的粪便才有希望滋养和改善后代的生活。”

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就再没有提及饥荒。实际上,为了掩盖战后苏联的弱点,他只准备承认战时死亡700万人,这个数字甚至都达不到仅军队就死亡900万的数字。被围困的列宁格勒大饥荒得不到官方承认。1942年年底,当列宁格勒女诗人奥尔加·伯格特( Olga Berggolts)访问莫斯科时,她震惊地发现,尽管莫斯科人把列宁格勒市民称为英雄,他们却不知道那里的人们为保卫城市正在被饿死。伯格特在莫斯科接受了一次电台采访。她被告知,“不要提及饥荒。绝对不要,绝对不要。要谈论列宁格勒市民的英勇和英雄主义,这才是我们需要的......但绝对不能说关于饥荒的事情。”

一个独裁政权可以轻而易举地向人民灌输不存在饿死数百万苏联平民的事实,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苏联人的生命是可以牺牲的。然而,考虑到战争紧迫的环境,苏联政府很可能不能很好地养活人民。苏联人几乎没有任何回旋余地。诚然,农业系统的问题部分是自身强加造成的,但在战时没有时间或多余的能力来解决这些问题。为了尽可能多地向城市人口供应粮食,共产党政权确实摒弃了其原则性,重新开放了自由粮食市场。

德国和英国担心饥饿(更别说饥荒了)会影响士气,以至于会破坏战争努力。在苏联,这种士气的崩溃似乎没有发生过。苏联人民已经适应了短缺和艰难的生活条件,以及已经很明显的事实,即苏联政府准备牺牲农民,任由其饿死,来保全保持经济运行的城市居民,维持城市人口的士气。

另外,成长起来的苏联年轻人信仰共产主义斗争。对集体主义的真诚信念以及对共产主义会创造美好未来的政治信仰无疑激励着许多年轻人。当年战争爆发时,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Vladimir Ivanovich)19岁。当他第一次去前线时,他所心怀的“国际主义精神”的真诚信念使他抗拒与德国人战斗。

“我想,这些德国人可能是鲁尔的工人,也可能是汉堡的码头工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他认识到纳粹分子妄图毁灭苏联时,尽管忍饥挨饿,他仍然满腔热血地进行战斗。“我们忍耐着。但我还记得,深受严重饥饿感折磨的人会变成什么。”在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中,有许多人都心怀这种牺牲精神。对他们来说,这场战争是对苏联人民为胜利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又一次考验。

然而,在战时所有苏联人民中切实贯彻的牺牲精神并不全是因为对共产主义的支持,还有是因为更多的个人动机激发的。维克托▪克拉夫琴科(Victor Kravchenko)很钦佩工人中的目标性和积极性。如果接到了紧急命令,他们会“在工厂不休息地连续奋战几天,有时候只在宿舍里睡一小会儿......我亲眼看到他们在一个车间里干活儿,而车间的隔壁因遭到炸弹的直接命中而陷入一片火海。

我知道这些普通人是真正的英雄,是卫国战争的真正力量......他们奋力为在前线战斗的儿子、兄弟和父亲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另外,在苏联,恐惧也是不可低估的激励因素。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在社会中制造了一种恐怖气氛,劳动营是可见而恐怖的前景,迫使工人和农民坚守岗位,不敢公开表达不满。然而,许多苏联人感觉战时的压制气氛稍微松懈了一点。安德烈▪萨哈罗夫( Andrei Sakharov)指出,“极权主义官僚社会的日复一日的苦工”的暂时放松允许工人拥有一定程度的自豪感和自尊,而他们也很享受这些。而社会中确实也存在广泛但不现实的希望,即战后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放松一些以及生活得到改善。

但使得苏联人熬过战争最强烈的激励力量是对德国人的恐惧和憎恨。实际上所有苏联人都存在这种情绪,不管他们处在与共产党政权相关的何种位置。当老百姓认识到劳动营、处决和饥饿是占领区苏联人的命运时,对德国人的憎恨和不受德国人统治的决心变成了战争努力的驱动力。维克托▪克拉夫琴科解释说,虽然他很憎恨斯大林政权,但他也抱有“对侵略者的强烈憎恨”。他论证道,这就是苏联人战斗并最终征服德国法西斯的原因所在的秘诀。

尽管以斯大林的名义战斗,但苏联人不是为斯大林而战。”二战与一战的性质完全不同。在一战,投降是有可能的。苏联人面临着“民族灭绝”,他们誓死战斗到最后一刻。因此, 在某些条件下,苏联人证明了饥饿、营养不良和饿死不一定会阻碍一个民族进行,实际上赢得了一场总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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