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天皇陛下挨饿——瓜达尔卡纳尔岛、新几内亚和缅甸(摘自《战争的粮秣》)
4984字
2020-10-10 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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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译客

瓜达尔卡纳尔岛

与此同时,在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以下简称 瓜岛),由于日本海军既无力保护海上交通线,又不能向作战部队提供足够的粮食物资,日军为此付出了代价。当1942年8月7日美国海军陆战队进攻瓜岛时,岛上的日军正在修建飞机场。到8月18日,美军已经夺取并建好了机场,并将其命名为亨德森(Henderson)机场。而这个机场却成为了长达六个月激烈战斗的焦点。

在夜幕的掩护下,日本人将部队、粮食和武器弹药装船从拉包尔(Rabaul)出发,经过布干维尔岛以及一条被称为狭槽的新乔治亚岛(New Georgia)与圣伊萨贝尔(Santa Isabel )之间的海峡通道。这条补给线被美国人戏称为“东京特快”(Tokyo Express)。直到11月,日本人依然向瓜岛增派部队,但处境却越来越渺茫。海上运输已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物资以及人员和装备,而岛上日军的配给口粮减少到了日常标准的三分之一。

于是,美国人开始袭击为补给船护航的驱逐舰。为了不损失重要船只,日本人采取了一个办法,即船只航行到一个安全的距离,然后把成桶的物资扔进海里。这些桶和橡胶包用绳子绑在一起漂到海岸,等待在那里的日军可以得到这些桶装物资。但是一名日军士兵在回忆那些为瓜岛士兵运来的桶装稻米、味噌粉、火柴和蜡烛时,评论说士兵们被饿得身体极度虚弱,根本到不了海滩取物资。

日军对亨德森机场发动了三次进攻。但每次都以伤亡惨重而告终。藏在岛上的少量幸存士兵面临断粮的境地。当新的日军增援部队到达瓜岛发动新的进攻时,他们遇到了上一支忍饥挨饿的残兵败将。在去机场的路上,川口清武(Kawaguchi Kiyotake)少将的第二批攻击部队遇到了第一批一木清直(Ichiki Kiyonoa)大佐支队的散兵游勇。“他们瘦的犹如一副骨架......衣衫褴褛,鞋子也破成了碎片,一些人甚至连鞋子都没有。

他们不断地鞠躬向我们讨要食物。”作为第三批攻击部队的第二师团遇到了在血岭密集的机枪火力下幸存的川口支队的士兵。他们因饥饿瘦得皮包骨,还出现了严重的维生素缺乏和营养不良的症状。“他们的肋骨都凸出来了;黑头发变成了土棕色,可以大片大片地揪下来;眉毛和睫毛都掉光了,牙齿也松动了。在近三周里没有人有排便行为,他们的身体严重缺盐,以至于海水尝起来都是甜的。”

到1942年12月,瓜岛上的日军得不到武器弹药的麻烦与每天30-120名士兵面临死亡的惨状已毫不相关。

被派往这座“饥饿岛屿”调查情况的两名参谋军官向驻守拉包尔的第八方面军司令今村均( Imamura Hitoshi )报告说,士兵的身体很虚弱,每个巡逻兵需要四个人的口粮。到1943年1月,每天的死亡人数上升到了200人。百武晴吉(Hyakutake Harukichi)中将(这时是瓜岛的日军指挥官)制定了一个死亡时间表,他推测还能站起来的人能活30天,而躺着还能说话的人只能活2天。

日军最终承认失败,在1月份撤走了约1.3万名幸存者。他们几乎走不到30公里之外的撤退点。作为一名日本指挥官,已习惯于控制自己情绪的今村均见到这些幸存士兵后不寻常地掉了眼泪,“弱不禁风,他们的脸......满是蓝色的水疱......真是太让人震惊了......他们甚至都站不起来......营养不良,每个人都萎靡不振。”今村均估计在瓜岛有1.5万名日军士兵被饿死,而战死的士兵只有5000人。直到那时,瓜岛的经历使得今村均对日本人战斗精神的坚定信念产生了动摇。

新几内亚

对于在新几内亚参加战斗的部队来说,最高统帅部对部队的物资供应被证明从头到尾都是灾难性的。夺取该岛东南端的莫尔兹比港(Port Moresby)对日本人的计划来说至关重要。它被看作是进攻澳大利亚的门户。而通过控制新几内亚岛,日本人希望能防止盟军在这里建立桥头堡以进攻位于新不列颠群岛的拉包尔基地。1942年5月的珊瑚海海战挫败了日军登陆部队从海上实现进攻莫尔兹比港的企图,于是日军决定从陆上发动进攻。1942年7月,日军开始在该岛东北部的布纳附近登陆,并计划沿着科科达小路( Kokoda Trail )翻越欧文▪史丹利(Owen Stanley)群山到达莫尔兹比港。

日军事先没有对新几内亚岛的地理或气候进行任何认真调查就到达了这里。日军指挥官掘井富多郎(Horii Tomitaro)少将很快发现,翻越高山的路径对于向前线运送物资补给来说是一个挑战。部队每天需要约3吨的粮食和装备。由于遭到盟军的空袭,粮食和装备必须沿着20公里危险的湿滑原木小路运输,然后让当地搬运工沿着小路运过来。这是一条狭窄单向的丛林小路,在密林中蜿蜒曲折,每走300米实际上只走了120米,群山参差不齐。在高海拔的地方非常冷;到了峡谷,潮湿的环境令人无法忍受。

“在森林边缘,葡萄藤和匍匐植物编织成树顶那么高的坚固植物席子,必须用大砍刀砍掉......才能前进。”部队在瓢泼大雨中行军,小路变成了“深陷靴子的粥”。随着日军的行进,掘井计算,要完成最终20天的往返行程,需要把搬运工数量增加到4600人。使问题更复杂的是,随着行程的延长,搬运工自身需要消耗越来越多的食物。

在典型的日军指挥官的行事风格下,掘井决定赌一把,快速行进夺取敌军的粮食仓库。一名日军战俘后来供述,他的联队只发放了7天的口粮,另一名战俘说他们要走350公里山路,却只得到14天的口粮。当到达行军最远端的约拉拜瓦山脊(the Iorabaiwa Ridge)时,与击败澳大利亚人相比,士兵们更希望得到食物。他们爬上山脊后开始疯狂地寻找食品仓库。在沮丧地发现澳大利亚人带走了绝大部分食物时,日军士兵疯狂地抢夺剩下的残羹剩饭。“为了争夺破损的罐头和沾满泥浆的稻米,武士道精神早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澳大利亚后卫部队没有了后顾之忧。在日军到达时澳大利亚人已经执行了一项残酷政策:在撤退时污染所有不能带走的食物。一名澳大利亚士兵回忆说,在撤退前他们饶有兴趣地用刺刀刺破罐头,把成袋的稻米和肉类撒到泥地里。在吃掉能找到的任何可吃的东西后,日军士兵们患上了可怕的胃病。在最后努力尝试鼓励部队时,日军军官向他们保证,如果能占领莫尔兹比港,就能获得大量的盟军粮食储备。但是在1942年9月,日本最高统帅部将瓜岛战役放在了首位。即使掘井的部队能看到远处莫尔兹比港的闪烁灯光,最后还是撤退回到了出发点,在布纳固守待援。

在这里疟疾和阿米巴痢疾在部队中蔓延开来。营养不良意味着对疟疾毫无抵抗力,特别是对鼻粘膜和胃粘膜的严重伤害。还引发了严重腹泻的副作用,如果还伴随着高烧持续超过四天,就会造成死亡。“像木乃伊似的”蜷缩在散兵坑里的日军士兵遭到了炮击。盟军迫使他们放弃了桥头堡,沿着岛屿的北海岸撤退。一份名为《布纳和吉鲁瓦战斗教训及未来攻势的情报工作》日军报告试图分析不能守住阵地的原因。

营养不良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报告得出结论说,缺乏食物导致了士气丧失甚至绝望以及军纪涣散。该报告的荒诞一面是,除了承认盟军对日本船只的摧毁是供应问题的主要原因,还强调新几内亚是一片气候恶劣的“贫瘠荒原”,这样的环境实际上不可能耕种多余的粮食,归结于缺少补充性的农产品,换句话说就是未能实现自给自足。

然而,驻扎在新几内亚的部队可以实现50%或25%粮食自给的荒谬想法以及1943年补给线被切断,意味着日军得到的粮食还不到需求的一半。在新几内亚和瓜岛都实施过投放物资油桶的计划。不幸的是,日本船只发射火箭提醒日军士兵注意随潮水漂来的补给,但这也引起了敌方的注意。日军派出“自杀小队”冒着盟军猛烈的炮火尽可能多地收集物资。

最终只有极少数的船只继续进行所谓的“老鼠”运输。美国人对日本商船进行系统性的鱼雷攻击,宣称击沉了58艘执行补给任务的船只。日本人又开始实施“鼹鼠”计划。使用潜艇拉着镶嵌着橡胶的油桶,在水下放出来。每艘潜艇可以拖拉足可供应3万人消费两天的物资,但日军士兵或许只能找到三分之一的物资油桶。于是在1943年8月,帝国总部宣布新几内亚的驻军实现了自给自足。不会再向那里提供物资。日军部队被遗弃在岛上挨饿。

为了保护岛上的粮食物资,在9月,指挥官警告部队不准对村民的菜园进行野蛮掠夺。并且还指示部队,当地人“不能被打扰,因为我们要计划增加供应,特别是新鲜蔬菜”。但是米尔恩湾( the Milne Bay)附近的罗博达(Loboda )村的居民回忆说日本人经常到菜园里偷菜,还杀死他们的猪,甚至还吃生芋头,他们实在是太饿了。

其他日军士兵挨个村庄讨要食物,他们用指南针或衣服作为交换。驻扎在芬什港(Finschhafen)的第20师团,有三分之一的士兵被分配了种菜的任务,而约有六分之一的士兵出去寻找食物。日军变得更加注重寻找下一顿食物,而不是以战斗来守住占领区。盟军发现日军拼尽全力要守住有菜园的占领区。如果菜园里的菜被吃光了,日军可能通过战斗去占领有更多食物的地区。这些日军士兵实在是太饿了,有时竟然突袭盟军战线后方当地人的菜园。

日军实施了大量的伏击和进攻,意在快速地偷取盟军的物资口粮。对于当地人来说,1944年-1945年是一段恐怖时期。建筑物、做饭生起的火和菜园都会招致盟军的轰炸。而日军搜寻粮食的部队既残忍,报复心理又强。即使放澳大利亚人回来后,情况也没有得到极大的改观,因为澳大利亚士兵不顾军纪肆意强 奸当地妇女。据称一位澳大利亚高级军官曾经评论道;“毕竟来说,‘当地妇女是很容易被强 奸的’。”

对日军战俘的审讯揭示了一支军队被饥饿慢慢地瓦解掉了。一份盟军情报研究报告得出结论:“由于前线没有吃的,军官和士兵对任何事物都失去了兴趣......这种生死竞争充满了困苦和愤恨,有时会达到蓄意杀人的程度,特别是针对那些滥用军阶特权的军官......日本人将他们的困境与盟军相对丰富的补给状况做了比较,尤其在带回缴获的空投物资或占领物资存放处之后,再次提醒了日军他们被抛弃的程度。”上等兵中田本雄( Nakata Motoo )告诉审讯者,军官们命令士兵冒着盟军的迫击炮和空袭去田里收集马铃薯,然后把最好的食物留给他们自己,从那时起他就下定决心投降了。

到1944年夏,日本人只能吃萨克萨克饭团,这是一种由西谷椰子制成的无味棕色粉末,加水混合从棕榈树干中掏出的纤维制成的黏糊糊的团子,然后用树叶包起来蒸煮。这种黏糊糊的团子甚至供应给前线部队。最初日军士兵将其与米饭或小麦混合在一起吃,但后来他们只能吃这种团子,而这种食物几乎不能果腹,也不能提供能量或营养。在斯皮克河地区,参加战斗的士兵只能吃干草。在意识到日军的饥饿程度后,盟军轰炸了日军的补给基地,轰炸目标甚至连棕榈树都不放过,以防日军采集椰子和萨克萨克椰子。

1944年12月10日,驻扎在新几内亚的日本第十八军司令官安达二十三(Adachi Hatazo)中将发布了一道命令:“允许士兵吃盟军的尸体,但不能吃自己人的尸体。”允许日军士兵吃人的许可在一些澳大利亚战争罪行部的报告中以及美国陆军文件中得到了佐证,其中美国陆军文件记载着在新几内亚的日军吃自己人,还吃当地人、被运到岛上作为强制劳动力的亚洲战俘以及盟军战俘。报告中还包括日军士兵的目击证词,他们发现了被肢解的日军尸体,还有尸身上的肉被吃掉的证据。

1945年5月20日,一名澳大利亚士兵发现了一名同一个营士兵的尸体。他被剥了个精光,两条胳膊被砍掉了。“他的肚子被剖开,心脏、肝脏和其它内脏都没有了,尸体上的肉都被剔掉了......四五码外还有两具日本人的尸体,旁边有一个饭盒,里面似乎装着人肉。”1943年,一位名叫哈塔姆▪阿里(Hatam Ali)的印军战俘作为强制劳动力被送往新几内亚修建机场。他后来叙述,1944年当日军吃光粮食后,守卫每天挑选一名战俘,他“会被带走杀掉,然后被吃掉......我亲眼见过。”战俘由劳动力变成了粮食物资。 

由于不能向部队提供给养,日军统帅部不仅罪恶性地蔑视日军士兵的生命价值,还为盟军提供了非常有效的武器来对付日军自己。出于战略利益的考虑,尼米兹指挥的舰队占领了马绍尔群岛、卡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而让其它岛屿的日军部队“在葡萄架上凋零”。

这些岛屿变成了漂浮在海上的战俘营,饥饿难忍的日军士兵沦落到了吃任何活物的境地:“猪、狗、鼠貂、老鼠、蝙蝠、袋鼠、蛇、蜥蜴、青蛙、蚂蟥、蚯蚓、蜈蚣,各种昆虫(包括蝴蝶和毛毛虫)、蛆(在一些例子中甚至去厕所掏蛆)、鳄鱼、鱼、龙虾、螃蟹、扇贝、鸟。”他们挖能吃的植物,搜集野草和水百合以及浮萍。在这些地区被日军俘虏的澳大利亚士兵发现,日军吃光了这些地区的所有食物。

美国人确实向那些被切断补给的岛屿提供过食物,但这些岛屿并没有日本占领军。“在葡萄架上凋零”是一种委婉说法,相当于纳粹分子将“大规模屠杀”称为“重新安置”。岛上的原住民也和日本人一起“凋零”,就像英国人对沦陷的欧洲大陆进行封锁导致大批希腊人死亡,沦为了一个更广泛的军事战略的附带牺牲品。在卡洛琳群岛,科斯雷(Kosrae)岛上的日军变成了“棍子人”,他们和从波纳佩(Pohnpei )带来的179名劳工中的多人死于营养不良,靠吃马铃薯叶子根本不能存活下去。

1943年,最后一艘补给船来到大洋岛(Ocean Island)。之后又有几艘潜艇投放过一些粮食。岛民吃木瓜叶子,而日本人在盛有粪便的油桶里种南瓜。岛民开始饿死,一些人因偷稻米而被处决。最后日本人将岛民运送到了库塞挨岛(Kusaie),在那里他们可以为日本人种粮食,但只能以树叶做的汤果腹。一名岛民评论道:“当兵要比当平民俘虏强得多。士兵有武器和机会。我们没有机会,我们只是奴隶。我们被当成了猪:我们没有人权。”

盟军战俘也“在葡萄架上凋零”。笠山由吉(Kasayama Yoshikichi)是新几内亚海岸一座小岛上的战俘营的朝鲜守卫,战俘要在这座岛上建一个飞机场。这里的守卫和战俘一样,晚上裹着毯子睡在露天。大雨过后,守卫和战俘都会染上感冒和痢疾。“战俘要求得到食物和药品,但我们也没有任何东西,只有稻米和木薯叶子。我们用木薯叶子、一点儿大蒜、盐和一点儿黄油做了一些汤。长官也和我们一样瘦的很厉害。没什么可吃的也没什么可给的。日军明确规定首先要养活日本人,然后是当地人,最后是战俘。”

他描述了战俘是怎样首先变得消瘦,然后嘴唇变干,目光浑浊,最后死去。“这不是给不给战俘食物的问题。连日军士兵都没有任何食物。”当守卫和战俘试图乘船逃往爪哇时,他们喝了被尸体污染的水,感染了脚气病。他们的身体开始浮肿,双腿变得很沉重。守卫和战俘开始死亡。起初出发的2000名战俘,只有800人活着到了爪哇。 

令人绝望的饥饿在整个太平洋和东南亚蔓延开来。时年70岁的日本老兵西原孝麿(Nishihara Takamaro)在写给朝日新闻( Asahi Shimbun)的一封信中回忆道:在菲律宾的吕宋岛,一名我不认识的士兵爬到我这儿。他脱下衣服,露出了深蓝绿色的屁股。“伙计,如果我死了,你就吃这个部位”,他边说边用那纤细的手指指了指那瘦瘦的屁股。我回答道:“傻瓜,我怎么能吃战士的肉呢?”但是我的目光紧紧地盯着他屁股上的肉。西原称他发现了一条狗而得以活命。他把狗杀了,还从一名死去的士兵身上找到了一些盐,撒在狗肉上吃掉了。

在大冈正平( Ooka Shohei’)的自传小说《平原的烈火》(Fires on the Plain)中,他描述了被困在岛上的日军残兵是怎样走遍全岛寻找食物的。小说还描述了士兵是怎样沦落到食人的地步。书中的主人公偶然遇到了另一名士兵,他们都发出了“恐怖的嚎叫”,然后又彼此避开对方:“我对活人没兴趣;我只在乎不能动的人——因为新鲜的尸体还有人样儿。”

虽然日军士兵沦落到了无法想象的饥饿和悲惨境地,但大多数人似乎还存有最初的战斗精神。武士道精神传授的是,当日军士兵参加战斗时,他只有两个选择:获胜或者战死。投降不在考虑之列,大多数日军士兵最终选择自杀或饿死,而不是投降。

缅甸

当太平洋战场的日军陷入饥饿时,日本缅甸方面军统帅部却没有吸取先前所犯错误的教训。1944年4月,牟田口廉也(Mutaguchi Renya)中将发动了对印度的进攻。他的任务是防止美国人重新打通通往中国的滇缅公路。然而,在战争部长东条英机(Tojo Hideki)的支持下,他却酝酿了一个更大的计划。牟田口廉也幻想着能领导向印度的胜利进军,以此让英国退出战争,迫使美国与日本谈判。计划的理念在于占领阿萨姆邦(Assam)的主要后勤重镇英帕尔( Imphal),夺取科希马(Kohima)以切断盟军的补给线。然后日军向雅鲁藏布江河谷的英军重要补给基地迪马普尔(Dimapur)推进。

从缅甸到阿萨姆邦的路线需穿越又热又潮,遍布泥泞的浓密雨林,运输物资的唯一方式就是利用驮伏牲畜。这明显是科科达小道的翻版:当物资运到前线时,有一半已经被非战斗人员消耗了。南方军副参谋总长稻田正统( Inada Masazumi)对该计划的可行性表达了保留意见,因此被解职。 

负责进攻科希马的师团长也对该计划半信半疑,认为不可能维持补给线。据称斋藤幸德(Sato Kotoku)中将对部下说,他们很有可能都被饿死。然而,战役还是按计划进行,后勤部队集结了1.5万头活牛,既能当肉类补充又能驮东西(尽管牛不适合驮伏重物)。师团长收到了必须夺取敌人物资储备的命令。 

这次,英国人并不打算给敌人留下食物。当其所在的联队接近科希马时,中尉龟山书作 ( Kameyama Shosaku)失望地发现“敌人撤退时毁掉了所有的粮食和物资”。他的联队被迫在夜晚攻击敌军阵地,以夺取他们的“口粮、子弹和手雷”等物资。当上等兵和田衫(Wada Manabu)的运输队到达科希马的北部山脊时,他们发现“英国人烧掉了粮食和物资仓库,我们没有得到一粒稻米和一发子弹。最幸运的是我和战友们在敌军阵地里找到了三罐咸牛肉。”

盟军不仅仅在撤离阵地时不给日军留下任何物资方面做得更好,还得益于1944年盟军后勤供应的极大进步。日军在科希马包围了英印联军,但在长达17天的围困中,盟军空运了3000吨物资补给,包括食物、饮用水和弹药。1942年,盟军在印度查克拉拉(Chaklala)设立了空中调度站(Air Dispatch Depot),训练飞行员怎样空投系有降落伞的物资容器。  

因此,这就使得英印联军即使在只有一半配给口粮的情况下扔能继续战斗。而不能得到盟军粮食空投的日军就只能挨饿了。英军还试图封锁日军的交通线。到了4月,日军奇缺炮弹,每天只能炮击几个小时。“我们沦落到了吃水煮野菜充饥的地步。”他们通过望远镜看到了英国人在享用下午茶。

相似的事情也在英帕尔上演,在那里日军已经包围了英军两个月。日军不能夺取敌军的仓库,每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美国道格拉斯运输机为盟军空运40吨粮食和弹药。根据新到任的盟军最高指挥官蒙巴顿(Mountbatten)的命令,即使雨季来临,英军也要坚守。形成对比的是,日军士兵坚守在水位达到腋窝的“章鱼洞”里,他们“感觉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了”。 

尽管牟田口廉也中将不断发出部队应该继续战斗的训令,斋藤中将告诉牟田口廉也的参谋长,在他的士兵能做任何事之前,“首先我们必须要吃饭”,于是他决定撤退。撤退中充满了泥泞和死亡的恐怖。医务兵不断地滑倒,担架上的伤员不断地呻吟和抱怨。路上堆满了被大雨浸透的尸体,腐烂发臭,上面爬满了蛆。虚弱和伤残的士兵被分发了手雷,鼓励他们自爆。

到达野战医院的幸存士兵看起来像“活骨架”,制服“被撕成了碎片”。看到饭盒里的米饭,他们可怜地询问护士永井秀子(Nagai Hideko):“我能都吃了吗?”这些“战败的散兵游勇”非常憎恨他们的指挥官不顾缺少弹药和粮食的事实发出战斗的命令,而那些军官不是自杀就是逃跑了。

这次战斗对双方来说都是残酷的。在科希马和英帕尔,盟军伤亡17587人。而日军的死亡总数要高得多。有6万多人在此次战役中死亡,但几乎一半人不是死于战斗,而是死于饥饿和相关疾病。 

在如此落后的地区进行战斗,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技术和后勤的优势。当1945年盟军攻入缅甸时,向部队空投了58725吨物资,向该战区投送了48900人,通过飞机撤离了11580名伤员。而日军还依赖于诸如集结耕牛和试图夺取敌人物资等老套战术。反观东线反转的幸运,英国人和苏联人一样装备精良,掌握了先进的后勤技术。与德国人一样,虽然日本人在战斗中很勇敢,但完全缺少技术资源来保障胜利。

关于死于饥饿的日军士兵的具体数字不得而知,但一位日本学者根据对每个战区情况的认真调查,得出了大体的数字。他同意今村均的估计,即在瓜岛死亡的2万日军士兵中有1.5万人是被饿死的。在派到新几内亚的157646名士兵中,只有6%幸存下来。绝大部分人都是死于饥饿和热带疾病。

在菲律宾,日军的撤退完全是无组织的。他估计在死亡的49.8万人中有40万是被饿死的。总体来说,在1941年-1945年死亡的174万日军中,大约有60%(100多万人)死于饥饿和与营养不良有关的疾病。

东京战争罪法庭(Tokyo War Crimes Tribunal)并未对日本战争领导层就对日本人民犯下的罪行进行起诉。帝国总部的负责人也从未为做出遗弃新几内亚的部队和其它“自给自足”——到了战争末期,这成了任由部队饿死的委婉说法——的部队的决定而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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