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相识 
4494字
2020-09-14 13:20
8阅读
火星译客

随着1979年中国开始对外开放,大批美国学生到访国内高校,以了解冷战言论背后的根源。在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跋涉之后,中国已做好变革的准备。

那是1979年的夏天,斯蒂芬·阿利和弗兰克·霍克这两个在中国待了六个月的美国学生正连夜赶火车旅行,来为一个学期画上句号。

“一个人走过来问我们从哪儿来,然后他立刻转过身向大家喊我们是从大洋彼岸的美国来的。”艾利说,他现在是弗里尔艺术画廊和华盛顿亚瑟·M萨克勒的中国书画副馆长。

两周后二人正在中国西南云雾缭绕的峨眉上呼吸新鲜空气。

阿利说:“弗兰克的腿长,但我的短,所以他攀得比我快得多。” “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沉浸在如诗般的美景中,这是我高中时第一次在书上读到的。”

那本书是中国古代诗歌的英文翻译,引人遐想。

“我一直试图从诗句中感受每一丝情感的分量,同时也知道原版肯定更加深刻。除了学习中文之外,我没有其他可以接触到这种深厚知识的办法。”

而阿利成了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研究项目的实验品,他的父亲在该项目教霍克,在斯坦福大学的课上同样也学习中国国际安全和军队管控的知识,“所以和父亲交流的时候能更有见识,父亲有参与美国空军核武器方面的事情。”

上世纪八十带九十年代,阿利在一间安静的博物馆储藏室研究墨笔笔画,霍克忙着让公司在中国扎稳脚跟,当时中国经济正值泡沫期,这是早起开放的产物。那次的攀登历程成了两人的一个象征:二人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进度描绘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美学的大图

二人都来自一个叫做“北京八人”的组合。这个组合的名字还是约翰·汤姆森取的,1978年6月他从台湾来到北京,在美国信息部工作。他见证并参与了促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一系列仓促的活动。

退役外交官说到:“他们二人是自1949年以来在中国进行长期学习的首批美国学生。”

在提到1967年至1977年的政治运动,在那年之初,中国一年一度的高考被废除了,几乎与西方杜绝往来的时候,他说:“在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访华之后,偶尔会有美国科学家代表团来华,但一切还算比较顺利。那些年发生的事情切断了很多原本颇有意义的往来:在水门事件丑闻发生后,尼克松于1974年卸任。而中国当时还处于文化大革命。”

1977年至1988年间,玛丽·布洛克担任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主任。她起小就与传教士夫父亲在中国长大。

布洛克说:“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成立于1966年,当时与中国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当时美国学术界成员或许反对协议只停留在理念的阶段,他们认为无论如何必须恢复交流。”

“他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即将到来,但他们成立的这个小组人数较少没有政府的资金支持,只是提前准备等待合适的时机。”

最后,时机到来。 1978年7月7日,即汤姆森抵达北京后仅一个月,由吉米·卡特总统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会见了中国同行。

汤姆森说:“这是首次在高级别会议上讨论教育交流事项。”

似乎是为了弥补损失的时间,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一切快如闪电。 1978年7月10日,普雷斯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会面。上一年邓小平刚刚恢复了国内高考并重新开放大学。十月,中国代表团受邀访问美国大学并与白宫官员会面。

在访问的最后一天双方签署了交换生和学者谅解备忘录。这是两国签署的第一份正式文件,后来作为附录1加入了标准化协议。

1978年12月26日,即中美建交的前五天,有52名中国学生学者从北京首都机场出发,同样的地方两个月后将迎来美国面孔。

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负责学生选拔。布洛克说:“我们所有的学生都学习了有关中国的一些知识,大陆还处于封闭的时候许多学生已经在台湾或香港度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知道自己想在学术上取得什么成就,并且下定了决心充分利用自己在中国的日子。第一个小组是试验组。1979年秋天派出第二个小组时,我们将人数增加到了50个。还有更多的学生和学者想去中国。

2月22日,在阿利28岁生日那天,他被告知“远离有关政治制度的争论,并自豪地代表美国”,他离开西雅图前往东京。 (那个时候中美之间仍然没有直飞航班。)他在机场过夜,并遇到了包括霍克在内的另外七个学生,这些人是从美国其他城市飞来的。2月23日,他们一起到北京,完成了旅行的最后一站。而其余学生参与的是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计划,而弗兰克是中国科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分别安排的。

最终,这些学生被送往三个目的地:北京的北京大学,江苏的南京大学和上海的复旦大学。

来自哈佛的社会学学生托马斯·戈德去了复旦大学,却发现只有两门课程可供外国学生学习:中国文学和历史。

在致力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同时,戈德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踏入了所熟悉的社会研究领域,开始与上海著名的外滩旁边人民广场的人群 交谈。

戈德说:“他们是知青,意思是“有知识的青年”。这个术语适用于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送往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年轻男女。现在,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回到了城市,其中大多数人错过了在高等学府接受教育的唯一机会。

戈德在复旦大学结识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他说,他们遭受的苦难和表现出来的乐观令他印象深刻。

“文化大革命造成巨大人才浪费。但是,另一方面,许多人对中国的现代化和开放非常乐观。他们中的许多人都50,,60甚至70岁了,知识有时跟不上时代,但不论境况为何都愿意尽其所能为祖国做贡献。”

玛德琳·罗斯于1979年8月到达复旦大学学习当代中国文学并教授英语,他称这段时间为“中国人的苏醒时代,也是在华美国人的大发现时代”。

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副主任罗斯在电视上看到了尼克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访问时首次对这个东方国度产生了兴趣。

“那时我已经学习了法语和西班牙语。在配乐中听过中文,我认为学习一种不同于罗曼语的语言将是多么有趣。中国不同于我以往的认知,她看起来令人惊奇,令人着迷。”

但在七年后的一个闷热的夏夜里,她躺在复旦大学学生宿舍,想念家乡又倒时差,并质疑自己的决定到底对不对,惊讶地意识到普林斯顿大学和复旦大学之间达成了一项新协议。

“我的房间就在厕所旁边,厕所是老式的蹲坑式,只有一个长槽,每隔30分钟左右就会有大量的水流下来将东西冲掉。整夜听着那声音我就数,像数羊一样。”

时任复旦大学副校长兼教授的谈家桢为今天的中国研究奠定了基础。谈家桢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他当时带罗斯去一家偏僻的学校商店卖冰激凌。

随着新学期的开始以及9月学生和老师的到来,罗斯终于能够结交朋友并收获快乐。罗斯说:“这让我非常高兴。”。

在最喜欢的太极拳课上学习“剑舞”时,罗斯与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名现代舞小朋友一起主持了一个面向中国人的迪斯科培训班,他们想了解一些在美国风靡一时的东西。

罗斯在英语对话课上要求学生举行总统大选模拟辩论,当时卡特正力争连选,对手是前加州州长唐纳德·里根。。

然而,最棒的是1980年夏天罗斯在位于北京的家中与丁玲见面了。丁玲是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女作家之一。

“丁玲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的写作一直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的主题。我一直以为她已经去世了。二十年来杳无音讯,直到1979年初的一天,在我准备前往中国之前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论文顾问给我发了一篇中文报纸,报纸上说她回到了北京。

“被指为右派人士,她经历了痛苦和悲痛,消失在公众视野。但是我见到的丁玲温柔,热情和亲切,没有表现出痛苦。能与她见面,这种优待是我无法想象的。 ”

同时,在南京大学,阿利还有幸与一位知识渊博的中国古代文学教授进行一对一辅导。

阿利说:“那是因为当时的外国学生中,只有我在学习那个阶段的经典古文。”

两人在他的宿舍里仔细阅读了木版印刷的《文选》(精选文选 ),这是皇太子孝通520至530年间在建康(今南京)撰写的。

阿利说:“这根本不是现代书,没有标点符号,所以拿来锻炼是再好不过的。”1988年,阿利加入弗里尔艺术画廊和华盛顿亚瑟·M萨克勒画廊,已经过去几年了但他能继续进行一对一的学习。

“中国书画的高级馆长最初是从上海来的。他聘用我是因为我的古典汉语背景。文字是古代中国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当时对此一无所知。所以他带我去了博物馆的储物空间,并在接下来的七年向我解释里面的每一件物品。”

在南京大学,当阿利看着自称为“艺术生的象征”的伊丽莎白·维希曼排练京剧的时候就知道一个超现实时刻已经到来。威奇曼于1979年秋抵达中国,是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派往中国的第二批50名学生和学者之一。

威奇曼说:“那时的中国完全不同。”他回忆起在电报办公室外面排队等了几天只为打电话给远在夏威夷大学的论文顾问,在那里他学习了亚洲戏剧。

“我们只能大晚上的露营,就像人们在摇滚音乐会上一样。当轮到我时,我心跳加速:如果教授不在怎么办?很幸运他接了电话。”

威奇曼后来师从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弟子沈小梅,她于1930年在美国许多城市旅行和演出,包括夏威夷的檀香山,在那里她的唱片广受欢迎。威奇曼成为沈小梅的第一个成年弟子。威奇曼对京剧的唱腔着迷,在她的坚定支持者,同时也是其中国学术顾问的帮助下,试图通过聆听并朗诵儿童故事来纠正语调。两位还编写了传统戏剧语言的英汉词汇表。

但威奇曼并不是唯一一个掌握了中文的人。作为北京八人之一的琳达·贝尔曾在南京大学学习,她极力理解受访者,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包括无锡)的农村妇女。

“人们非常好客;我确实深深地被吸引了,他们把我领进自家的房屋。”贝尔说,他总是随时准备停下自行车聊天。

“但是当地人说的中文种类繁多,这意味着他们能听懂我说的,但反过来我就未必了。

“当时研究现代中国的人们对共产主义革命之前农民的生活经历以及生活如何使他们参与革命进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也是我研究的根源。”

布洛克说,为了满足这种兴趣“对于中国主人而言并不总是那么容易”。除了技术问题外,贝尔在大多数旅行中都有一位中国助手来帮她在普通话和当地方言之间进行口头翻译-仅仅一年前,让外国人进行实地研究并享受相对自由的采访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此外,霍利(阿利的路驴友和斯坦福大学毕业生)曾冒险离开北京大学校园,常识满足自己的兴趣并独自解决温饱问题。

霍克说:“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是一个学术繁荣的时期,当时有大量文学和学术期刊足以证明”,他每周都会从大学乘坐公共汽车去北京市中心一家大型邮局浏览新出版物,然后再买上10到15本,其中大部分是关于政治经济,商业和管理的。

“在大包小包回校之前,我会先去附近的鸿宾楼吃10人份公共火锅的水煮羊肉片。这意味着桌子上可能有10个陌生人,他们都自己吃自己的。”

因此,在南京之旅前贝尔在北京的学生食堂生活基本就是“稀饭咸菜”,而霍克正试图透过羊肉飘香的热气与同桌食客展开交谈。

“通常,餐厅工作人员会要求我提供粮票,这是购买从自行车到食用油都需要的。我做出反应表示并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最后他们总是说没关系,便收下了我的钱。我把存下来的粮票全部给了我的中国朋友。

他的确在大学的中国学生中结交了朋友,霍克形容他们是“百里挑一的人才”。其中一些向霍克讲了很多故事,“以至于我都可以复述了”。 

人们渴望分享,也不愿放弃那些回忆,即使仅仅是因为他们带来了诸多的苦难。但是和粮票一样,记忆很快成为了过去。 1980年夏天,霍克完成学业并在北京大学为本科生教授一个学期的经济学时,变化即将发生。

霍克说:“阅读报纸并与商界人士交谈,我意识到他们参加了所有很酷的会议,并与诸如北京市市长和副市长等决策者见面。”

“我想成为其中的一员。”

如今,霍克在北京的办公室桌上摆放着一张带框的1984年拍的照片,照片中霍克为美国汽车公司董事长做口译工作。美国汽车公司董事长会见了时任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部长的陈慕华。

这次活动主要是签署美国汽车公司与北京汽车厂合资合同,这是中国汽车业的首个合同。霍克在一家年轻公司工作,该公司为美国企业进入新兴的中国市场提供便利,他为这一刻已经准备了五年。

霍克说:“在1980年至1987年之间,我们经历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中国还没有制定自己的外资和合资企业法律。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从零开始的。”

在外国企业工作多年后,霍克直到最近成为了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中国主任。由于斯坦福中心设在北京大学,他得以继续研究两所大学的共同遗留问题,其中他受益很大。

罗斯的生活轨迹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候的罗斯,这可能不是纯粹的巧合。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罗斯在美中贸易委员会工作,之后便回到了教育领域。现在负责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高级学院以及它的中国合作伙伴,包括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联合项目。

罗斯说:“包括我的几个邻居在内的很多年轻人都渴望在中国学习。”

政治学家大卫·兰普顿于60年代中期首次在斯坦福大学研究中国,1986年他负责了一项名为《 1978-1984年中美教育交流中的关系恢复趋势 》的研究,《华尔街日报》将其描述为“该领域的首次全面分析”。

根据这项研究,在1979年,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将62名学生和学者送到中国。另外包括霍克和罗斯在内的36名学生是由于美国大学与中国大学之间的校际合作项目而去的。尽管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数字在1980年保持不变(54),但在那一年,大学间学生交流数量几乎是前一年(179)的五倍,并且在随后的几年里一直保持居高不下。

兰普顿说:“邓小平在1978年与弗兰克·普莱斯会谈时,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已经成立了,并获得了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资金,而美国大学并未完全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一些。”

“这就是为什么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比他们领先一步。但是一旦正常化,私营部门就会迅速介入,赶超具有政府背景的部门。如今,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已不复存在,整个关系本质上已经是私有的了。

“而且这些大学目前正与美国发生的许多事作斗争。”

为了回应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诉讼,美国政府在7月取消了一项政策,该政策要求国际学生至少参加一项in-person coursework才能留在美国。

兰普顿说:“如果我想了解一个公社是如何运作的,什么是赤脚医生,以及在乡村中如何提供药物和医疗保健,我不得不与中国人交谈。”兰普顿于1976年10月首次访问中国,一个月后毛泽东主席离世。

“但是我上哪儿去找他们呢?直到1979年,答案要么是在台湾,那里的人们1949年就离开了大陆,对大陆的情况并不太了解,要么是香港,那里的讲粤语人居多。他们大多来自中国最南部的广东省和福建省。这两个地方都无法体现中国的多样性和真实性。

“因此,当中国终于开放的时候,人们抓住了机会。”

他说,虽然早期赴美的中国学生绝大多数都集中在科学和技术领域,但他们在中国的同学则主要在文科历史和文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

这种现象影响巨大,因为这些人“都进入了同一个领域,试图塑造美中关系的未来”。

其中一个实施场所就是室内教室。贝尔和戈德都成为了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教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他们对另一种观点感兴趣,在过去十年中越来越多地参与亚洲研究计划。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系主任戈德也是伯克利中国倡议的创始主任。

2011年至2013年间,汤姆森在中国代表加州大学在北京大学加州大学中心工作,他组织了一个非正式的美国留学人员在中国项目主管小组,使用的邮件清单是他于1979年首次开始整理的,当时他负责向感兴趣的美国学生和教育者提供信息。

根据汤姆森的说法,他在60年代中期学习中文,之前苏联于1957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后政府对外国语言研究(尤其是俄语和中文研究)的最大支持。

他说:“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即《国防教育法案》,该法案建议提供国防外语奖学金,用于研究我们的敌人。”

兰普顿是越南战争时期的学生示 威者,他对自己的行为做了反思。

“冷战期间,美国卷入了两场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均与中美有关系,我们既不了解中国也不了解亚洲其他地区。你要么相信知识是好的,要么不信。我碰巧认为一般地知识是一件好事。试图阻止这种知识的传播不符合我们的长远利益。”

霍克是一名“冷战战士”的儿子,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相信自己能去中国完全是“美国对中国看法转变的结果”。

霍克后来娶了位中国妻子,他说:“我真的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在中国长大,在双语和双重文化的环境下长大,这让我在中国一待就是四十年。”

1980年, 威奇曼在南京结束了京剧演出之后,发现自己的照片“随处可见”,她是第一个在中国舞台上拥有如此待遇的外国人。威奇曼在京剧中饰演八世纪的贵妃杨玉环,她以美丽和悲惨的爱情闻名于世。束发束紧贴着她的额头,勾勒出胭脂粉饰的年轻面孔。在昏暗的后台灯光下,她专心凝视着书桌镜子,被镜子里的自己所震惊,仿佛身临其境。

从那时起,现为夏威夷大学戏剧教授的威奇曼用英语翻译和导演了九部京剧。

“按照相同的元音和抒情结构,我可以保留艺术的原始风格,并将我从中国艺术家那里学到的经验传授给我的学生。”

尽管他们遵循不同的道路,但威奇曼与戈德,霍克以及团队中的其他人分享了很多东西。一方面,他们的演讲中插有那个时代典型的中文用语。而且,他们似乎已经将每个细节都锁在了脑海中:戈德永远忘不了的两个数字分别是55和93,这是他去复旦大学坐的公交车号码,霍克记得的两个数字是25和26,是美国学生入住北京大学的宿舍楼号。

霍克还记得在大学食堂里串过豆子,当不吃火锅时他确实去参观过。

“当我们赶去吃饭时,桌子的中央会堆着一堆未煮过的豆子。在那个桌子上吃饭的人必须把所有的豆子串起来,然后才能排队吃东西。”

兰普顿回想起来:“美国现在有人批评我们这一代人,说我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在政治上会有所发展,而中国没有,因此我们失败了。我认为没有一方面是对的,因为中国本身在发展。而且早已不是我1976年待过的那个中国了。”

“我们这一代人对其所学到的知识和所作的贡献感到满意。”

1979年2月23日下午3点左右,载有“北京八人”的飞机降落在白雪皑皑的北京首都机场。汤姆森与中国主人一起到场迎接。

在离开机场之前,学生们在公共汽车前合影留念。第一排的最左边是阿利,留着长发,那个年代肯定很拉风的。身后的是霍克,戴着一顶牛仔帽留着胡须,准备探索他的新前沿。前排中间穿着红色长裤的是贝尔,拿着羽绒服和一个长满苔藓的绿色书包,与当时年轻的中国同行所携带的书包没什么两样。她右边的后排是戈德,笑容灿烂,午后的阳光反射在他的眼镜上。春节是中国人喜迎春天和新的一年的节日,不久前就已经庆祝了。

戈德说:“要了解中国并促进对他人的学习过程,这是我们毕生都在做的事情。”

“我们视自己为先锋。”

0 条评论
评论不能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