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里·奥尔洛夫:“建筑商正在吸引大量资源到横跨洁雅河的第二座桥的建筑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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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05 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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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译客

今天,14:07,当局

到9月中旬,将有500名工人和180个设备单位在洁雅河上建造桥梁。在区域州长瓦西里·奥尔洛夫的领导下举行的一次工作会议上,讨论了该地区重要目标之一-横跨洁雅河的新桥的工作进展。

瓦西里·奥尔洛夫(Vasily Orlov):“建筑商正在吸引大量资源到Zeya上第二座桥梁的施工现场” / 500名工人和180台设备将在9月中旬开始建造横跨Zeya的桥梁。在区域州长瓦西里·奥尔洛夫(Vasily Orlov)的领导下举行的一次工作会议上,讨论了该地区重要目标之一-横跨Zeya河的新桥的工作进展。

“桥梁建筑管理公司”股份公司施工经理处经理爱德华·达维多夫说:“在过去一周中,已经有超过12,000立方米的土壤被运送到了建筑工地和技术道路。” 在23和24桥墩上的钻孔桩安装已完全完成。开始在25和26桥墩上安装桩的工作。在洁雅河左岸的一个居民小镇中、食堂和宿舍模块的安装正在进行中。

此外,在河的右岸(布拉戈维申斯克地区)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在这里,即将开始拆除许多仓储设施,我们将开始在第3和第4桥墩上进行工作。据阿穆尔州政府新闻机构报道,目前已有376人参与了该工程,到9月中旬将有124人参与。

根据该项目,跨洁雅河大桥的建设预计42个月的时间,但是桥梁建造者准备在30个月内进行,从而节省了一年的时间。如果成功,新桥上的交通将在2022年底开放。

新大桥的总成本 195亿卢布。大部分资金由联邦预算分配,阿穆尔州贡献15%。

多亏了我祖父的攻击机:阿穆尔人的居民写了全俄的“胜利听写”

昨天,16:24,社会

日本人在哪艘船上签署了投降协议?旋风少校的小队得到了什么任务?战后在苏联创造了第一位集体农场百万富翁的著名英雄游击队叫什么名字?敢于冒险的人必须回答这些难题,他们本周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的《胜利听写》中写道。在45分钟内,有必要回答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25个问题。其中包括最勇敢的阿穆尔真理报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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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玛格丽塔·古什奇纳(Margarita Gushchina)

照片:玛格丽塔·古什奇娜1/2

在历史全国统一考试试阅之后,春天我被送去写采访,起初“胜利的听写”对我来说似乎很容易热身(只有25个问题),所以我没有事先复习军事主题。 “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坐在州长后面,”一个内心卑鄙的声音对我轻声说。 “瓦西里·亚历山德罗维奇在春季全国统一考试试用版几乎比其他任何人都好。

希望是没有如愿以偿的。州长向听众看了几分钟-向在场的人们祝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日,并祝他们听写顺利。

该地区负责人说,今天对我们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来说都是重要而非常重要的日子。 75年前,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结束了。多亏祖先的英勇精神,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国家的和平天空下。我们的职责是珍惜这些伟大的成就! “胜利听写”就是鼓励人们学习军事史的事件。我相信你会显示出丰富的知识。还要感谢听写,再次记住战争年代发生的有关祖父和曾祖父英勇壮举的事件。

这样的话之后,就不再可以注销了……传统的填写表格(出于兴奋,她混淆了电子邮件地址),听写开始了。

我立即注意到任务中有很多图片。有些人是熟悉的面孔,例如卓雅.科斯莫杰米斯卡亚,而另一些则是完全不知名的人。

这是某种飞行员。在军事飞行员中,马西耶夫是我想到的第一个(不幸的是,唯一的)飞行员,但绝对不是他。后来发现,在一张令我感到困惑的军事照片中,苏联英雄两次获得战争史上第一枚“金星”勋章,第二次获得太空飞行奖。有必要写下他的姓氏。我感到惭愧,但我甚至不知道这样的事实,所以我不记得格奥尔基.别列戈沃伊了......

多亏了我的祖父,前线士兵彼得·索罗金能够在另一张照片中识别出伊尔-2攻击机。在战争期间,我的祖父修理了不止一架这种飞机,飞机从“受伤”的战斗中返回。

一个单独的板块专门用于远东战争。她正确地回答说,胜利后苏联重新获得了萨哈林的一部分,投降协定已在密里号战列舰上签署(我不知道从何处获得这些情报),但我不记得远东阵线的总司令。谁在乎,那是苏联元帅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

总的来说,我对自己的回答感到满意,尽管值得深入了解远东战争。由于某种原因,我不记得我们在学校的历史课上经历了这个话题,而且还没有拍过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部分的故事片。

回答所有问题的人之一是“历史记忆”项目区域协调员罗曼.丘克马索夫。

罗曼·尼古拉耶维奇表示:“听写比去年变得更加有趣。问题很合逻辑,图片清晰。如果您知道,那么您会回答。我无法回答故事片中的问题,主要的旋风少校被派往纳粹分子的后方执行什么任务。没看这张照片。至于历史部分,我回答了。我认为至少我正确回答了22个问题。“

阿穆尔州地区“搜索行动”区域分支委员会的理事会成员安德烈·奥尔洛夫随后跟进。

“问题很好,”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松了一口气。 “我意识到自己对文化遗产了解甚少-有关伟大卫国战争的电影。我不记得飞行员-宇航员了。一张熟悉的面孔,但我不记得姓氏,就是打死我也想不起来了。总的来说,我感觉就像在一次历史考试中,当您脑海中的所有日期都混在一起的时候。将来有可能组织某种预备课程。在“胜利听写”大约两个月前,在听写网站上在学校进行记忆课程-下载有关战争的影片。我确信现代男孩会感兴趣地观看他们,尤其是如果他们在历史课中放映有关战争的电影时。”

历史与语言学系一年级学生阿利萨.坎捷米罗娃仍然对学校的课程记忆犹新,但并未回答所有问题。

“我不记得指挥远东阵线的指挥官,但我认识了飞行员宇航员。我们在四月的一次远程学习中被告知了他。而且,我参加了历史考试,我为考试做了精心准备,所以我记得很多。不幸的是,我发现有关与日本战争的信息很少。明年,我还将参加胜利听写。”

“去年,阿穆尔人的居民写了《胜利听写》,我们希望结果不会更糟。”俄罗斯统一党区域执行委员会副主任索菲亚·塞梅科说。 -今天有50个人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四个站点之一)上写了该听写。此外,东方宇航发射场的雇员、别洛戈尔斯克的军人以及阿穆尔其他城市的居民也展示了他们对战争的了解。该地区有38个这样的考试场地,此外,“胜利听写”可以在线形式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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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之后,“胜利听写”的结果将为人所知。

在别洛戈尔斯克,年轻士兵营人数增加了

今天,16:34,社会

170名学生的参加了一系列在别洛戈尔斯克举办的全俄爱国军事行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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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别洛戈尔斯克市政厅
照片:别洛戈尔斯克市政厅

照片:别洛戈尔斯克市政厅1/3

“我祝贺您加入少年军人的行列,我想告诉您一个秘密,”别洛戈尔斯克负责人斯坦尼斯拉夫.梅柳夫向在场人士致辞。 “整个故事始于五年前。当时,第35陆军司令谢尔盖·索洛京提请我注意青年军运动的重要性。结果,青年军的地区总部现在位于别洛戈尔斯克,在别洛戈尔斯克的青年军队伍中有近两千人。每五个学生中就有一个青年军人。而且别洛戈尔斯克对运动做出的贡献是无价的。我要感谢第35军对青年军运动的巨大贡献。我们将继续我们的光荣传统。”

阿穆尔州政府的新闻界补充说,阿穆尔州州长瓦西里·奥尔洛夫向别洛戈尔斯克移交了12套新的青年军制服。

日前,武汉弘芯因资金困难项目陷入危机。武汉弘芯成立于2017年11月,自成立之初就受到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在2018年和2019年两度入选了湖北省重大项目。根据项目规划,武汉弘芯计划投资1280亿元,预计建设14纳米逻辑工艺生产线,总产能将达每月6万片。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干。在政府完成先期垫资之后,后续资金就难以为继,为了应对资金困难,弘芯还把价值5.8亿元的全新ASML光刻机抵押出去换取贷款。

其实,弘芯的资金问题地方政府早已心知肚明。2020年7月30日,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政府官方发布《上半年东西湖区投资建设领域经济运行分析》报告,明确指出弘芯项目“存在较大资金缺口,随时面临资金链断裂导致项目停滞的风险”。同年,武汉弘芯被踢出湖北省重大项目目录。

 之所以出现资金困难,主要是几个股东在出资方面未能如约履行,以大股东北京光量蓝图科技有限公司为例,其实缴资本为零。目前,弘芯项目主要是政府、国有银行、承包商垫资,大股东在出资方面未能兑现承诺,在这种情况下,当国有资本一旦烧完,资金出问题也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近年来,地方政府对发展半导体产业非常热衷,全国各地掀起了半导体大跃进,一大批境内外企业在全国各地画大饼、投资圈地。一些地方政府一方面缺乏甄别能力,另一方面在产业规划上贪大求洋,以政策和高额补贴扶持企业。然而,最后的结果却事与愿违,这些被寄予厚望的项目不是休克就是破产,堪称“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方面,德淮半导体、成都格芯、贵州华芯通、福建晋华等都是血淋淋的教训。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根源有两点:

就发展中国半导体产业而言,应当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双管齐下。

就“有效市场”而言,就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企业成为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主体,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进而促进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同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还有助于提升资金使用效率,避免因为地方政府拍脑袋决策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希望地方政府能够沉下心来,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决心,一步一个脚印干实事,特别是不能迷信弯道超车,从实践上看,近些年这些所谓的“弯道超车”大多是玩概念,搞噱头,真正超车的没几个,反而上演了一大批“弯到翻车”。希望地方父母官能够充分考虑本地实际情况,布局本地产业,应多依托本土现有的企业中有一定技术积累的企业,依靠现有的人才中一贯表现不错的人才发展本土技术,培育本土企业。不要被海归的“洋”履历迷花眼,更不要对外资的光环所迷惑。

作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典型代表,莫迪政府抓住大国雄心与国家能力不足这一主要矛盾,试图通过宣扬“印度教民族主义”这一印度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将印度多达85%的国民纳入这一身份中,并通过孤立穆 斯林,增强运动内部凝聚力,再塑造出所谓“印度教民族”,将其进一步推升为由国家背书的“主体民族”——即所谓“国族”,从而重塑印度社会。然而,这一重塑的过程,也势必伴随持续性的冲突和震动,意味着这个曾被莫迪誓言“要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南亚大国,必将面临重重考验。

继6月底印度封杀中国59款APP以后,近日因印度军队单方面的挑衅行动,中印边境局势再度升温。尽管中方已多次就此回应,印方此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 权,但印度始终置之不理。

“固有的传统地缘战略思维给印度带来巨大影响。” 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副主任朱翠萍说,印度总是希望维持地理上的优势,不想在陆地边境上再次吃亏,“这是它的一次机会”。

中印边境的冲突,可追溯到几十年前的尼赫鲁政府。尼赫鲁曾经说过,印度政府继承的英印在其他国家的特权是“世袭”的,其中包括夹在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喜马拉雅山区。在英国退出亚洲的最后时刻,为了进一步稳固西 藏这个“缓冲区”,尼赫鲁政府决定向原西 藏政府提供军事援助。

整个20世纪50年代,印方不断通过亚东商埠偷运军火支援 藏军。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方领导人在1959年底举行外交磋商,表示愿为未划定过的部分边界进行谈判,但印方则坚持边界已经划定,拒绝再谈。

中印边境的大规模武装冲突还是在1962年10月20日爆发。战斗进行了一个月,印军死伤4885人,被俘3968人。中国军队阵亡722人,负伤697人。 
 

中印边界战争被印度媒体称为“耻辱的失败”,成为印度人解不开的心结。1963年,尼赫鲁说:“印度从中国入侵中学到了这个世界容不下弱国……我们一直生活在自欺欺人的世界中。”

“中国一直觉得印度是一个潜在的合作者,这个潜在不能化为现实,就是印度从来都不相信中国。”朱翠萍告诉本刊,经过几十年的谈判,中影双方达成的实质上的共识就是搁置争议”,“不用边界的分歧来绑架两国经济、文化领域的合作”。但是这次莫迪上台以后,国内改革面临巨大困难,需要转移矛盾。另一方面,印度越来越担心中国和不丹的边界谈判完成,威胁到其南亚霸主地位。目前,中国的14个接壤国家中,仅印度、不丹两国尚未与中国划定陆地边界。

经过新冠疫情的爆发,疫情防控和经济增速的取舍使莫迪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团结国内。本文梳理莫迪政府在社会、政治、经济三个领域所做的改革,提供观察印度改革发展的分析视角。

“国家能力”:现代化强国的关键因素


 印度独立以来对大国地位的勃勃雄心与其现实中差强人意的政治经济情势之间的强烈反差,驱使了一代代印度的政治精英不断求索强国之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需要动员全社会的思想资源、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而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能力”——一国中央政府将自身的意志和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是其中最关键的变量。

当前,以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为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印度国家能力的建设,同时从社会整合能力、政治治理能力、经济调控能力三个方面发力,目标是从根本上打破长期阻碍印度现代化发展的桎梏。

 国家能力是中国迈向现代化强国的最关键因素。这一概念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此后一系列的改革政策,也为理解其他发展中大国的崛起路径提供了可贵的分析框架。印度与中国同样面对“如何将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的问题。

与中国相比,印度政府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国家能力也相当薄弱。本文对“国家能力”这一概念进行扩展,采用涵盖社会整合能力、政治治理能力、经济调控能力的广义国家能力概念来审视印度的问题。

就印度来说,国家能力的缺失一直是阻碍其实现大国抱负的最大障碍。代表国家的印度中央政府长期在国家能力的软弱无力中挣扎,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均受到重重掣肘。在社会方面,印度长期陷入尖锐对立的社群矛盾中,以种姓、民族、宗教、阶层划分的群体各为其政、各谋其利,凝聚力孱弱,难以就形成国家前进方向达成广泛共识。在政治方面,印度政府陷入机能失灵的治理困境中,政治理想泯灭,各级政府依赖选票割据,机制性腐败滋生,难以形成足以支持国家前进的政策执行力。在经济方面,印度陷入错配的畸形结构中,“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错位发育,各类经济主体固守既得利益,比较优势无法发挥,经济运行效率低下,难以培育足以推动国家前进的经济原动力。如何进行社会整合、政治改型、经济转型以综合提高印度国家能力,是历届印度中央政府面临的紧要任务。

社会整合为政治改型提供了党政重构的社会原料和资本,政治改型则为社会整合提供了社会动员所需的政治载体和平台;政治改型为经济转型提供了冲破既得利益藩篱的政治资本,经济转型则为政治改型提供了增量分配带来的合法性支持;经济转型为社会整合提供新社会结构形成的土壤和空间,而社会整合则为经济转型提供市场化大生产所需的社会准备。

通过“国族再造”走向社会深度整合

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曾把“社会整合”视为一国政治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前提,认为一国之内“不同集团和地区之间的团结、合作与联合”的程度,不应该在经济方面对该国的劳动分工和市场容量产生直接影响。 从这个角度看,长期以来印度社会整合程度极低,国内族群割裂,严重限制了印度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治理能力。

与中国古代的大一统中央王朝相比,印度古代史上从未出现能够稳定统治现代印度大部领土的中央王朝。虽然印度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已经传承几千年,但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疆界却在19世纪晚期才最终得以确立。因此,现代印度的社会整合缺乏其赖以奠基的历史遗产与文化认同。而由于历史上缺乏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印度也一直没有形成稳定的科层统治结构,反而一直割据统治。

在割据统治结构中,顶层统治者与基层社会成员之间虽然有明确的从属关系,但是由于两者之间隔着层层中介,其权力关系大多以间接代理的形式存在。因此,印度绝大部分地区在历史上都是以宗教团体、村社群体、部落社群为单位的社会团体代替国家来主导文化、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按照民族、种姓、宗教、阶层的分野,印度社会被分割成自治、自立的小社区。正是在这种基础上,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建立了被称为“钢铁骨架”(Steel Frame)的现代官僚统治体系,建立了上下通达的垂直行政结构,并把行政权力水平扩张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从而开创性地加强了国家在印度社会生活中的关键地位。

然而,如果缺少了殖民者帝国的武力保障和智力支持,这个“钢铁骨架”能否维系?印度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能否维持?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以国大党为代表的印度建国政治精英从一开始就把争取民族独立和保持国家统一当作其至高无上的两大历史任务。印度虽然在1947年获得独立,但是印巴分治的惨痛教训却提醒印度政治精英,如果不严加防范,印度还可能进一步沿着民族、种姓、宗教、阶层的断层线(Faulty Line)继续内爆分裂,届时印度“国将不国”,一切大国理想无从谈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度建国精英选择了以印度共和国公民身份为认同基础的“印度民族主义”(Indian Nationalism),而不是任何其他以民族、种姓、宗教或阶层认同为基础的民族主义。

在包容性的印度民族主义指导下,国大党精英在西式民主制度的基础上,设计出了一整套以妥协、折衷为特色的政治体制:用对民族区域诉求敏感的联邦主义(Federalism)化解民族矛盾,充分释放地方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者的政治张力;用各个宗教社区各自为政,分而治之的世俗主义(Secularism)化解宗教矛盾,充分保障宗教社群的既有权力和传统不受政权的侵蚀;用以废除种姓歧视和优惠性差别措施(Affirmative Actions)为代表的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化解种姓矛盾,充分满足中下层种姓群体的平权诉求;用以公有制经济主导并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Socialism),充分发挥计划经济和国家调控的力量促进社会公平。

与其他人的互动

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制度妥协方案,不同国籍,不同宗教,不同种姓和不同阶级的印第安人获得了平等的政治身份-印度公民。这种公民身份赋予他们名字上平等的权利,也成为他们民族身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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