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风袭击了布拉戈维申斯克:这座城市再次记录了危险的现象
9637字
2020-09-04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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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译客

今天,10:10,社会

布拉戈维申斯克的阿穆尔族预报员再次记录到危险的气象现象。昨晚(9月3日),大雨和飓风吹袭了这座城市-夜间降雨量52毫米。预报员发出警告,恶劣天气将提前覆盖该地区-台风迈萨克的异常轨迹对我们的地区也造成了影响,这对滨海边疆区而言是真正的自然灾害。

台风迷上了布拉戈维申斯克:这座城市再次记录了危险的现象/布拉戈维申斯克的阿穆尔天气预报员再次记录了危险的气象现象。昨晚(9月3日),大雨和飓风吹袭了这座城市-夜间降雨量减少了52毫米。预报员发出警告,恶劣天气将提前覆盖该地区-台风迈萨克的异常轨迹对我们的地区也造成了影响。台风迈萨克的异常轨迹对滨海边疆区构成了真正的自然灾害。

街道和社会设施被水淹没 -这是9月3日下午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开始的降雨的结果,并持续了整夜。

根据市长办公室的说法,有8个具有社会意义的项目被洪水淹没。在上布拉戈维申斯克耶村的桥梁区域,一座临时的人行横道被冲毁,村庄与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系中断了。人行横道的修复将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开始。继续抽罗塔涅湖地区村庄街道的积水。

诺维村的公路遭受了严重的灾难;布拉戈维申斯克一个消防队去了那里,从抽水。

在布拉戈维申斯克,一场飓风摧毁了15棵树,包括列宁街123号房屋的院子里以及舍甫琴科-红海军街相交处的区域。消除了4个灾害后果,工作继续进行。

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穆欣街、列宁街、台湾地区、小区、阿斯特拉罕诺夫卡、第五建筑工地和检查站的街道被水淹没。

水进入了13中学(卡捷米罗夫街,6/2)、第32幼儿园(青年节,21号)、68号(季亚琴科,6b,9/1),67号(场院,大学生街,34/5)的领土,№68(季亚琴科,9/1),不完全中学(学院街,17/3;希罗卡娅街,51),向№1中学的地下室进水。目前,正在从№25(季亚琴科,4)体育馆的第二栋楼撤离学生。水开始突然流入电气室。

在阿穆尔地区临床医院、阿穆尔地区儿童临床医院,第32、68、67中学、第47幼儿园,不完全中学、第13和14中学、第1中学、第47幼儿园中进行抽水。

过去的夏天在布拉戈维申斯克两次大雨导致紧急情况:6月8日和8月18日,首都的降雨量超过80毫米。

台风之错

现在,阿穆尔河水文气象中心的预报员正在对结果进行汇总,现在已知该城市已记录了危险现象。台风影响了该地区的天气。

正如预报员所解释的那样,台风是太平洋地区的热带气旋,给沿海地区和岛屿的居民带来了巨大的问题。他们的轨迹通常位于海洋上,从那里汲取能量。一旦热带风暴袭击了该大陆,它就会迅速失去力量和活力,通常会在一天半的时间内减弱,直到完全消失。

由于其地理位置,阿穆尔州地区受到可靠的保护,免受台风的直接袭击,尽管它们对我们纯大陆地区天气的间接影响可能会受到影响。 @amurpogoda写道,在2000年代,台风的“非常规”轨迹案例增加了,其结果是它们渗透到远离海岸线的地方,并且能够在纯大陆地区造成复杂的天气问题。

于2020年在太平洋上空形成了第九个台风美莎克,它也远离了随后的台风,并没有朝东北方向驶向堪察加半岛,而是几乎完全向北移动。阿穆尔州地区也进入了影响范围。 9月3日晚上,美莎克距离符拉迪沃斯托克最近的距离。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它已被称为过去50年来最强的热带风暴-阵风达到每秒约40米。专家说,2020年的台风季节非常多-另一个台风已经从南部海洋转移到北部,名为“海神”。

滨海边疆区的美莎克:

滨海边疆区的强风吹走了屋顶和电线。由于电力线损坏,该地区74个定居点的7.95万居民没有电。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斯莫利亚诺沃铁路的这一段,由于停电,旅客列车运行出现故障。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狂风吹倒了一百多棵树。据“ Vesti”报道,有人被吹倒的广告牌砸中,住院了。

莫斯科,8月28日- “俄罗斯—中国:主要”项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5周年纪念年,俄罗斯和中国重申,他们将不允许试图重写这些事件的历史,并将继续捍卫全球和平,这在过去战争的恐怖中得以体现。这是俄罗斯和中国的高级外交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纪念日前夕(9月3日)宣布的。

俄罗斯联邦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

俄罗斯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

2020年对俄罗斯和中国尤为重要。我们各国人民正在庆祝重大事件-伟大的卫国战争中苏维埃人民胜利75周年和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胜利75周年-正如他们在中国所说的,“抗日战争为祖国的拯救”。

然后,在距我们已经很遥远的1945年,盟国的军队和人民的空前努力战胜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最血腥的战争。

我们的国家是战争的盟友,遭受的损失最大。当时的战斗兄弟情谊是两国关系史上的光辉一页。苏联和中国在取得胜利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必须认真,认真地研究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军事苦难历史,不要歪曲和政治化。

我们各国表示坚决抵抗任何歪曲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修改战后世界秩序,粉饰德国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企图。这种尝试不仅是不可接受的,而且是犯罪的。

自那场战争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三世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多年来,我们能够避免再次发生世界大战。但是,人类仍然必须面对极其严重的新挑战和威胁。地方和区域武装冲突正在成倍增加。大国之间的竞争有时会变得非常紧张。

俄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在对世界秩序基本问题的共识,对解决国际问题的一致原则方法,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和深厚的互信基础上。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互动是在高度动荡和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我们国家的外交必须毫不拖延地应对新的挑战,并在非标准情况下表现出创新的态度。这种“黑天鹅”的一个例子是COVID-19大流行,它已使国际交流和交流急剧而难以预测地复杂化。

莫斯科和北京支持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世界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并在各种不同的国际形式(上合组织、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中进行互动。与印度、伊朗、蒙古、东盟国家的三边和多边伙伴关系占据着重要位置。俄罗斯和中国在国际议程上所有“热门”话题上的立场都得到了协调,并为减轻朝鲜半岛,阿富汗以及近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做出了贡献。

欧亚空间,互动的优先领域是欧亚经济联盟的建设与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的结合。在广阔的欧亚大陆以及北极地区进行合作,包括开发北海航线的潜力,都具有广阔的前景。

的的反俄和反中国的政策美国在国际关系中产生额外的不稳定,进行到不仅是我们国家发展的风险,但也指出,与我们有密切联系经济协会和地区。华盛顿为打破维持战略平衡和确保全球安全的现有体系而采取的不负责任的行动,迫使俄罗斯和中国采取必要措施,在全球范围内保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蒋介石采取了反 共主义的观点,苏联仍为国 民党政府提供了大力协助,以打击外国侵略者,同时也大力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从1937年到1941年,有3665名苏联军事专家被派往中国,其中包括约2500名飞行员和技术人员。其中有14个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我军有200多人没有返回家园。那几年,苏联成为唯一通过提供军事装备向中国提供实际援助的国家。

纳粹德国战胜后,忠于盟国义务的苏联向东方派遣了军队。1945年8月,在与中国盟国的协调下,苏联对驻华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了沉重打击。我们近一万二千士兵为解放中国献出了生命。满族战略进攻行动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和蒙古战士,游击队以及中国东北地区当地居民的支持。

中国的儿女们与苏联人民一起也在西线与敌人作战。只需回顾一下毛泽东主席的儿子-红军军官毛岸英。甚至是孩子们-当时恰好在我们国家的伊凡诺沃国际孤儿院的中国学生,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帮助了共同的斗争。

在中国的土地上,有许多专门纪念他们的壮举的军事纪念物保存着我们在中国下落军的记忆。已经准备了83个这样的物体的详细描述,包括60个军事坟墓和23个纪念碑。非常注意它们的维护和修理。我们衷心感谢那些纪念苏联士兵的中国朋友。几年过去了,但我们继续在那次战时中找到军事坟墓。根据一般数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超过三万五千名俄罗斯和苏联士兵被埋在中国境内。随着档案研究和勘探的开展,这一数字可能会增加。

2018年12月,俄罗斯驻北京大使馆的官方网站上启动了俄文和中文门户网站,致力于中国的军事纪念工作。它是全球信息空间中有关此主题的唯一双语信息源。在胜利75周年前夕,我们大使馆在中国最受欢迎的社交网络的平台上发布了有关伟大卫国战争和东北解放的出版物。我们注意到中国观众对该主题的兴趣与日俱增。这印证了中国人的智慧-“不要忘记过去的事,他们是未来的老师”。

张汉辉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俄罗斯特命全权大使张汉辉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灾难。作为亚洲和欧洲军事行动的主要战场,中国和俄罗斯承担了抵抗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侵略的艰巨任务。中国和俄罗斯在最严峻的考验中幸存下来,并付出了巨大的损失,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使人类免于死亡。

历史不会被遗忘,历史不会被遗忘。为了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俄国人和其他兄弟民族遭受了巨大的损失-2700万人丧生,几乎每个家庭都被炸死打伤。为了保护国家独立和尊严以及全世界的正义与和平,退伍军人写下了悲惨的诗作,以自己的功绩与邪恶作斗争。

中国的抗日战争最早始于中国,这是最长的战争,发生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像俄罗斯一样,中国遭受了巨大的牺牲。但这并没有破坏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摧毁并撤离了敌人的部队,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超过3500万人伤亡。结果,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俄两国人民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与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并肩作战,其军事友谊被鲜血和生命本身所密封。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最困难的时期,中国人民最好的儿女毅然参加了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毛安英是毛泽东主席的长子,毛泽东曾是白俄罗斯第一阵线一家坦克连的政治指挥官,在战争期间,他绵延数千公里,参加战斗并到达柏林。中国飞行员唐道,曾是苏军的一支步枪团的副指挥官,当时一名攻击鹰派对敌机进行了一系列成功的突袭。抗日战争期间,俄罗斯人民向中国人民提供了宝贵的政治和人道主义援助。大量的武器和材料运往中国,以帮助苏联。超过两千名苏维埃志愿军飞行员在中国人民的协助下击退了日本的侵略,其中有200多人在中国土地上的战斗中丧生。在战争的最后阶段,苏联红军的部队被调往中国东北,与中国军队和人民一起与日本抗战,这为实现中国人民对敌人的最终胜利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中俄两国人民并肩作战,奠定了伟大友谊的基础,这成为发展中俄关系和两国人民之间古老友谊的不竭动力。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胜利者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国和俄罗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坚持公认的态度,反对伪造历史历史,负有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促进全人类发展与进步的特殊使命。 ...今年6月24日,在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前夕,中国国防部长魏逢和上将率中国代表团和中国人民解 放军仪仗队参加了在莫斯科红场的阅兵为了向俄罗斯提供实际支持并在某些国家歪曲和低估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重要性的野蛮企图中表现出坚定的立场,并否认苏联在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的功绩。中国将继续与俄罗斯一道,坚定捍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成果,捍卫国际正义,支持和执行多边主义原则,以一成不变地成为全球和平与发展的创造者以及国际秩序的守护者。

康斯坦丁.谢平,“中俄关系:事件与评论”项目

不要和历史的车轮讨价还价。

 历史从来不会给你一个完美的时机,我们的党诞生于民族危难之际,我的国家和政权建立于群狼环伺之下,我们事业崛起于生死存亡之中,什么时候有过“好时机”?1950年,我们一边进军西 藏,一边追击国 民党残部,一边剿匪,一边志愿军入朝作战,但我们都扛下来了,并且取得了胜利……真正的好时机、新生机,都是靠自己打出来的。

有道是,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总有人说,我们再等等,会等到更好的时机,或者说,我们把问题留给下一代人,相信他们的智慧,我们还是要继续“韬光养晦”,闷声发大财......但是,等等,就能等到更好的时机了吗?你确定这种想法科学吗?

时代变了,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你告诉我,还怎么“韬光养晦”?还怎么“闷声发大财”?还怎么“忍让以求和平”?我们不是不谦逊、不是不温和、不是不彬彬有礼、我们对台湾不可谓不诚恳......有用吗?拜登上台会变好吗?民主党会更亲华吗?下一代民 进党、国 民党政客会更倾向于统一吗?

唯物主义者讲实事求是,不要对事物的发展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要拿想象代替现实。帝国主义不会放过我们,绞索只会越套越紧,让我们不能呼吸。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西方曾有协议,要求北约不要东扩,但是北约停止东扩了吗?它恨不得把北约军事基地怼到俄国人的脸上。

历史是曲折螺旋向前发展的,有时候我高一头,有时候他占优势,这是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领先的不可能永远领先,落后的不会一直落后,相信自己什么都不用做就能一定成功、敌人就一定失败的,是唯心而机械的。

就好比刻舟求剑,你在船上画个标记,你的剑就会跟着你过河吗?你就能在河对岸等到你想要的宝贝吗?

 我们熟悉历史的同学都应该知道,但凡是设计精妙、铺垫长久、沙盘推演无数遍、一环套一环的“策略”,都很难成功,因为太精密了,客观限制条件太多了,以至于这个计划太脆弱,只能存在于想象中,只能存在于纸上。历史是具有偶然性的,我们的准备要充分,我们平时的训练要扎实,我们要考虑到各种因素,但计划没有必要太精密,没有必要瞻前顾后、首鼠两端。

不打无准备的仗,但也打不了100%准备周全的仗,世界的发展充满了戏剧性、偶然性和不可预知性,把握大方向就好了,具体的环节,应该放手,让所有人发挥主观能动性。解放战争中,国 民党战术上败就败在,高层乱指挥,一次战役开百八十个会,战又不战、退又不退、左右犹豫,打电话、下手令,各种“微操”...... 

 

凡事都想搞个“万全之策”,可是这个世界上哪有万全的事情?

现在是最坏的时机吗?当然不是,现在其实是最好的时机,200年来,中国的国力第一次来到这个位置上,40年来,美国的信用、普世价值,第一次跌到了谷底。疫情+全美骚乱,美国国内的撕裂,第一次如此严重;北美奴隶主匪帮在亚太的势力,第一次如此虚弱。

美国极右翼看似“昭和”,看似在寻找一次“决战”的机会,实际上,只是在打“表演战”,他们依旧把大选放在第一位。所以只会虚张声势、大言欺人……


 他们看到海上东风快递使命必达之后,就不敢吭声了。所以说,美国的“昭和”是“假昭和”,特朗普看起来疯狂,但他并不是赌徒,班农、蓬佩奥之流才是。

我们是不是要换个思路?“三大战役”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北美奴隶主匪帮的“五大主力”也不会凭空消失。好时机,都是创造出来的。

祖国统一、高端制造业破局、冲破第一岛链、扫除帝国主义霸权……我们全都要。

  有人说,我们不能丢掉耐心,不能丢掉战略自信,急不得。拜托,我从来不急,我从来没说要丢掉耐心,但耐心也要尊重历史规律,尊重客观事实,不能凭着想象觉得——美国会越来越糟,我们会越来越好,灯塔国会自爆,我们躺着就能获得胜利......这些都是非常可笑的想法,因为“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会倒”。

从来没有哪场胜利是苟出来、等出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不是等出来的,新中国的胜利也不是等出来的,经济建设的胜利也不是等出来的,新冠疫情在中国被控制也不是等出来的,一切的胜利,都要靠“作为”,在新的时代,我们必须有所作为

 我们对敌人不要抱不切实际的希望,几十年前美国的骚乱更严重,也曾有过更严重的经济危机,也没有见它自爆,再等几十年,奴隶主匪帮也一样在,资本主义灯塔照样可以吸引无数叛国者,它依然可以靠着军事霸权、金融霸权、科技霸权剥削全世界......苏联就是“等等党”,最后没有等到资本主义堡垒自爆,倒是等到自己自爆了。

有人认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只要我们保持善意、包容、开放,更多的国家就会站在我们这边,我们的朋友就会更多.....道理没错,但黄老爷不死,整个鹅城谁跟你真心合作?谁跟你签协议?谁赢,他们帮谁。

我不好战,也不是鼓吹“战争”,实际上我们已经在“战争”之中,敌人早就发起了“战争”,我们需要更有效、更主动的手段,去获得更多的优势,而不是等着敌人自己崩溃。

北大路风教授是大飞机专家论证组成员,曾多次在公开媒体为运十下马鸣不平,痛批“造不如买”的买办路线。最近,瞭望智库刊发了路风教授的文章《这才是真正的“钱学森之问”!》厘清了一段广为流传的“钱学森之问”的真相。

 传言的缘起是2005年时任总理温家宝看望钱学森同志,钱老有一段谈话,其中指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钱老的这段话后来就被演绎成了所谓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果粉更是将钱老对后30年办学模式的反思,演绎成了对整个新中国办学模式的否定——“钱学森之问:为何解放后的人才无法与民国相比”。

为了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钱学森之问",路风教授回顾了收录在《钱学森现代军事科学思想》一书中的一封钱学森同志的亲笔信:

 钱学森同志的这封信写于1995年,所针对的正是八、九十年代盛行的“市场换技术”、“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已经深刻影响了中国的高校人才培养以及科研工作的问题。

“我认为我们太迷信洋人了,胆子太小了!”——所批判的正是那行大行其道的“洋奴思想”。这种现象实际上一直持续到了今天,考核评价和选拔机制“唯洋是从”,能否评副教授、教授,主要不是看实际的治学能力和科研水平,而是看你在国外“权威”刊物发表了几篇论文;课题不敢原创、教授不愿坐冷板凳,甚至不思进取,只是跟随外国大学的研究和理论立项。

为了骗取国家的专项科研经费,有些科研公司和单位,甚至直接买国外现成的材料或成果蒙骗国家和人民。前有汉芯磨掉国外芯片商标号称自主研发丑闻,中有某所转基因水稻直接购买国外实验室材料涉专利陷阱,最近,又有曾是湖北省重点项目的武汉弘芯洋跃进丑闻……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还有一个令人惋惜的例子:某大型IT企业牛皮吹上了天,国家政策一路绿灯,爱国营销国内销量暴涨,倾轧国内友商,还堂而皇之地践踏劳动法;而坐了将近20年“冷板凳”的胡伟武团队,虽然已经在28nm落后工艺条件下,把龙芯CPU的单核性能优化到极致,追平国际第二巨头AMD,却鲜有资本眷顾,至今产业应用捉襟见肘。

种种现象,究其根源,就是市场大潮下“一切向钱看”,资本主导一切,市场配置资源;从80年代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到如今流行的金句“宁愿坐在宝马车上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在现如今的大学实验室里,博士生导师不被称作“老师”、“教授”,也不被称作“导师”,而是被称作“老板”,把博士生当作廉价劳动力压榨这在国内高校是一个普遍现象。如此钻到钱眼里的教授,不搞学术腐败,才是奇怪的事。

如果钱学森同志多活几年,看到反腐大潮下暴露出来的这些“魑魅魍魉”,应该会更加地痛心疾首吧?

在钱学森同志1995年的那封信中,列举了毛泽东时代我国科学技术工作者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搞科研的例子,其中就提到了毛泽东时代我国的核物理和氢弹技术“敢为世界先”的例子。

而说到氢弹,不能不提与钱学森同被评为两弹一星元勋的邓稼先,我国独特的氢弹技术就是按照邓稼先和于敏共同提出的“邓-于方案”实现的。

1950年,在美国普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邓稼先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生活条件,和二百多位专家学者一起回到国内,从事核物理理论研究工作;1956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做好了一辈子隐姓埋名的准备,参与到了原子弹的秘密研制,担任二机部核物理研究所理论部主任,负责核弹理论设计工作。

邓稼先作为业务负责人,凡事亲力亲为。他一共参加了32次核试验,其中有15次是亲临现场指挥。一次,爆炸实验失败,必须到那颗原子弹被摔碎的地方去找回一些重要的部件。邓稼先说:“谁也别去,我进去吧。你们去了也找不到。我做的,我知道。”他一个人走进那片地区,找到重要部件用手捧回来。就是这事故,导致他的身体被射线严重损害,患上了直肠癌,最终于1986年英年早逝。在80年代的一次试验中,邓稼先仍然使用领导的“特权”,把检查雷管的危险工作揽在自己身上,不让别的同志涉险。在邓稼先身上,我们看到了持之以恒的无私与大无畏。

在邓稼先病重期间,他的老同学——美籍科学家杨振宁归国看望他,痛心地问他:“老同学,国家到底给了你多少奖金啊,值得你把命搭上?”

邓稼先对冲着杨振宁笑了笑,吃力地伸出了两个手指头,对他说:“20块,原子弹10块,氢弹10块。” 
 

事实上,19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国家没有对研制原子弹的科研人员颁发任何奖状、奖金。直到1985年,国家才给原子能研究所颁发原子弹特等奖的奖金,总额为10000元,最后按10元、5元、3元3个等级发给个人。

邓稼先与杨振宁是当时的北平崇德中学校友,又先后去了美国留学。后来,杨振宁选择留在了条件优越的美国,并最终获得了诺贝尔奖;而邓稼先却选择回到了条件极其艰苦的祖国,一辈子隐姓埋名。这就是元勋与专家的区别。


 笔者无意对杨振宁作出道德评价。事实上,杨振宁80年代以后也的确为国内的核物理学术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些帮助,并在2017年选择恢复中国国籍,成为了中科院院士。但是,恐怕直到今天,杨振宁即便理解了邓稼先为何在1950年选择回到祖国,也无法真正理解邓稼先为何会选择“把命搭上”。


 笔者无意对杨振宁作出道德评价。事实上,杨振宁80年代以后也的确为国内的核物理学术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些帮助,并在2017年选择恢复中国国籍,成为了中科院院士。但是,恐怕直到今天,杨振宁即便理解了邓稼先为何在1950年选择回到祖国,也无法真正理解邓稼先为何会选择“把命搭上”。

中国在解放前连铁钉、火柴都不能生产,建国仅仅15年以后,就从古老大地上魔术般地冒出了一支庞大的核工业队伍,引爆了一颗高水平的原子弹。美国从原子弹到氢弹用了7年多,我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导弹和原子弹结合即战略核导弹的试射成功,美国用了11年,我国仅用了1年多的时间!这就是效率的差异。

如果说上述科技成果尽管都是自己独立研制出来的,但并不是世界首创,那么,1965年完成的人工合成牛胰鸟素和1974年完成国家鉴定的杂交水稻两项成果则是享誉中外的重大发明;1970年代初,我国就上马了640工程即反导项目,如果不是70年代中途下马,系统总体水平至少可以与美国匹敌;70年代初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领先程度得到当时世界数学界的普遍认同,连1972年首次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都主动提出想会见这位在当时中国的科学“圣人”。这就是“敢为世界先”。

社会主义公有制下,人与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可以无私奉献、高效协作,这一先进的生产关系高度契合了现代科研体系高度综合性、协作面广以及系统性等特性。社会主义国家科研工作的突飞猛进让美国感觉到了焦虑,而美国的重大科研项目都是由大公司承担的,为了弥补不同私人部门在协作方面的门户壁垒以及效率低下,美国国防部依托军工巨头成立了国防预先研究计划局(DARPA),在国防部的直接领导和操控下实现了军事科研与军火集团的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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