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走向饥饿——帝国的混乱与饥饿(上)(摘自《战争的粮秣》)
2872字
2020-09-09 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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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译客

战前日本的稻米供应严重依赖于朝鲜的进口,然而到1939年,朝鲜的稻米出口已不能满足日本人的期望。对中国的战争促进了朝鲜国内的工业发展,促进了粮食价格上涨和农场收入的增加。农民可以留下更多的稻米以备自用,使得朝鲜的出口顺差萎缩了。1939年的干旱导致了粮食歉收,实际上当年收获的所有粮食都被驻扎在朝鲜的日本军队消费了。1942年的另一场干旱更是导致朝鲜停止了对日本的稻米供应。

然而,到1942年中期,日本占领了东南亚。而东南亚生产的稻米占战前世界稻米贸易的67%。这就可以解决日本稻米短缺的问题。早在1940年,日本人就已经开始将目光瞄向了东南亚,将其作为另一个稻米进口的来源地。1940-1941年,东南亚地区向日本提供了近150万吨稻米,用以在日本本土建立粮食储备。1942-1943年,日本进口稻米有四分之三都来自东南亚地区。但从1943年起,美国的封锁阻止了大量的粮食物资运往日本,而日本帝国的版图并不能减轻日本国内日益严重的粮食危机。

尽管日本政府在国内应对不断恶化的粮食危机,但作为占领国,日本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短时间内占领了整个东南亚地区,阻止了已在进行的现代化进程,重新恢复了前殖民地时期的孤立状态,还扰乱了城市化进程,驱使饥饿的人们返回农村从事自给自足农业。日本人缺少专业知识和了解本地区的顾问,很多混乱都是由于管理不当,而不是由恶意和蓄意的政策造成的。在管理粮食供给方面,占领国政府最大的错误在于放任稻米产业的崩溃。

虽然东南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稻米产地之一,但水稻种植只集中在三个地区——下缅甸、暹罗和交趾支那(位于今天的越南南部)。剩下的其它地方——所有的城镇和城市,干旱的缅北地区、英属马来亚、海峡殖民地、菲律宾、英属婆罗洲和荷属东印度群岛——都依赖于从本地区进口的稻米。随着日本人的开进,东南亚地区的运输系统陷入瘫痪,因为所有的汽车、火车和轮船都被日本军方和接踵而来的日本商船征用了,用来运输日本急需的诸如橡胶、锡和钒土等原材料。结果是稻米贸易遭到破坏,使得该地区绝大多数人口失去了基本的粮食供应。

1942年2-3月,有六千至五万名马来亚华人被日军屠杀,这进一步打击了稻米贸易。日本人邪恶地将屠杀行为美曰其名为地区净化。在入侵马来亚之前,日本军方和民政当局意识到华人的合作对占领区的经济成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当地华人主导着殖民地内的商业和金融领域。

然而,华人的马来亚社区支持中国国民政府抗击日本,还支持英国殖民统治者:华人军队在保卫着新加坡。日本军方的参谋长们经历过对华战争时所遇到的游击队活动造成的巨大困难,因此,他们制定了镇压计划,以此来消除反对他们统治的潜在威胁。军方和民政府中的许多人都反对这项政策,但最终,负责入侵东南亚的山下奉文(Yamashita Tomoyuki)将军命令实施消灭敌对华人的行动。

实际上,净化行动与在苏联的德国特别行动队的行为很相似。特别行动队最初是清除政治反对分子,但最终变成了消灭犹太人的主要工具。而主要的不同点在于,对党卫军下达消灭所有犹太人的命令直接来自上级。在马来亚,日本当局并未有意实施种族灭绝政策。秘密警察和在中国经历过残酷战斗而对中国人具有根深蒂固仇恨的普通士兵自行其是,把命令解释为利用“严厉而迅速的惩罚”来清除反对者,以此作为泄愤的借口。

在行动期间,日本人杀人的原因仅仅因为他们是华人,但这并不是消灭华人社区既定计划的一部分。净化行动是日本人在占领国所犯下暴行的特点,这源于植根于日军无情残忍的道德观。然而,这种行为却与日本政府的另一套哲学观相违背,它指出,日本应该“向亚洲人展现出,作为一个亚洲大国,日本是善良的解放者和朋友,对待亚洲人比欧洲国家还要好”。

那些躲过屠杀的华人被勒令集体向占领当局缴纳五百万美元,企图从商界攫取利益,这似乎是一笔保障华人生命的赎金。日本人的报复性种族迫害疏离了所有马来亚人,并加速了本地区商业网络的崩溃。为日本修路工程征召劳工,以及致使约七万-二十万当地奴隶劳工死亡、臭名昭著的缅甸-暹罗铁路工程,造成水稻系统缺乏劳动力。耕畜变得很稀有,灌溉工程和稻米磨坊都陷于瘫痪,再未能恢复。

同时,在缅甸和印度支那的稻米产区,占领当局为了供养军队和建立可运回日本的粮食储备,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征购了大量稻米。由于被剥夺了国际和地区间的出口市场,农民不愿意为了那点可怜的报酬努力干活,因此降低了稻米产量。

另外,他们还不遗余力地尽可能隐藏剩余的稻米运往黑市。到1945年,作为战前东南亚最大的稻米产区,缅南生产的稻米生产仅能满足生存需求。与南部断绝稻米供应的上缅甸陷入了饥荒。但文献资料的缺乏意味着这些日本粮食政策的受害者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似乎也没有任何有关死亡人数的数据。

由于对贸易逆差和顺差地区粮食贸易性质的误解,日本人利用区域间粮食贸易崩溃的事实,引入了灾难性的“区域自给自足”政策,从1943年中期开始禁止商品(包括稻米)跨越国家和地区边界流通。他们认为,每个地区都应该努力实现自给自足,以本国生产的粮食来养活本国人口和驻扎在那里的日本军队。

马来亚三分之二的粮食依赖于进口,为了弥补进口的缺口,日本当局发起了“生产更多粮食运动”。粮食官员试图对农村进行农业改革。他们特别地引入了福摩萨(今 台湾)的稻田品种。日本人不仅喜欢此品种的口感,这种水稻还成熟的更快,一年可种两季。马来亚人对此反应不一。在上世纪90年代,来自新加坡大学的学生研究员采访了对占领时期记犹新的农民。

他们惊讶地发现,一些农民声称新的日本技术取得了巨大成功。某村子的村民描述了总督哲也(Sukegawa)中将怎样通过一次鼓励性讲话来教授他们种植双季稻,并与村民在稻田里一起劳动。他们确信没有如此高军阶的英国军官会与村民在稻田里一起劳动。有人甚至说很遗憾日本人不能再待一段时间。“他们本可以教授我们更多的东西。他们不像白人那样小气......英国人是不会关心我们的村庄。” 

然而,农民的整体印象似乎却是日本人比英国人更凶恶。随着幻想的破灭,农民不再增加粮食产量,而是将耕种减少到仅维持温饱水平。负责吉打州(Kedah)农业部的官员写道:“我听到了一些令人不快的谣言,许多稻农决定只种植仅够自己消费的水稻,古邦巴素( Kubang Pasu)大部分地区租借的稻田都被退回,因为稻农对稻田种植失去了兴趣。”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荒废的稻田达62650英亩。

由于对新主人的极度失望,马来亚的城市居民对自种粮食毫无热情。居民对家庭田园的展示和竞争没有丝毫兴趣。教师莫哈末▪纳齐尔▪纳伊姆(Mohd Nazir Naim)和他的学生每天早上上课之前去田园干活。他们在劳动时唱的歌,很可能表达了这样一种值得称赞的感情,因为“农民是可敬的人,受人爱戴,服从命令,前进,前进”。但是这些歌曲并未把这位老师和他的学生转变为具有爱国和奉献精神的农民。日本管理当局对此非常恼怒,因为马来亚人似乎并未意识到,如果不以更大的热情投入生产,当盟军封锁马来亚时,他们就会挨饿。

日本总督警告地区官员说,如果马来亚人继续以“公开半心半意”进行自耕,就会取消他们的配给量。彭亨( Pahang)的日本总督告诫说;“日用品......不会分配给无用之人。”学校教师金·凯·翁(Chin Kee Onn )认为,1943年对稻米、食糖、食盐和椰子油配给的削减是对懒散态度的报复。

最终,为了生存,马来亚人被迫自己种粮食。东南亚的粮食产量降到了惨淡的水平。当1944年英国人重新夺取缅甸后,缅北本已稀少的粮食运输已经停止了。从暹罗合法进口稻米已经停止了,暹罗的黑市成为粮食进口来源。华人交易商用帆船和卡车装载着“稻米、红糖、洋葱和大蒜以及干辣椒”,但是暹罗的商品价格却高得离谱。 

日本陆军、海军、空军以及仓储公司对稀有货物的竞争加剧了马来亚的通货膨胀,而日本军方以无限制印刷毫无价值的军用票(一种说明持有者有资格持有一些钱的凭证)来支付货款的行为致使通胀更加恶化。投机分子和囤积居奇者充分利用了这种形势,而深受通胀之苦的人们却越来越贫穷,他们甚至连一罐椰子油都买不起。在战前,一罐椰子油仅2.4美元,但到1944年8月却高达85美元,到1945年更是涨到了315美元。

为了能找到一块土地耕种,城镇居民搬到了农村,学生也放假了,在自家里的田园里帮忙。在Zaharah Hamzah的玛丽姆·纳瓦尔马来亚学校,只有20%-25%的学生在学校上课。这些来上学的孩子们衣衫褴褛,显现出了营养不良和相关疾病的迹象。

在1943年中期,日本人开始毁坏橡胶和椰子种植园,以建立农业定居点。因为缺乏船只以及美国的封锁,原材料已不能再运往日本。华人、马来亚和印度联盟被指示招募新人来耕种这些定居点。很多人逃避军事劳动力的征召。日本人用各种手段引诱他们:“稻米和衣物配给;免费的蔬菜种子和粪肥;免费的医药和医药服务;便宜的农具;补贴和贷款。”

但是这些几乎毫无农业知识和经验的人们在农业定居点的条件非常糟糕。仍然存在的橡胶园很难种植粮食,那里的孩子忍饥挨饿。当1945年8月英国人重新占领这个国家时,在马六甲,有35%的学龄儿童患有贫血症,30%患有维生素缺乏症。

在新加坡,木薯面条成了稻米配给的替代品。面包是由木薯粉和豆粉的混合面制成。“这东西就像橡胶,你咬一口,想撕下来一块,就能拉得很长。真是太糟糕了!”作家A·萨玛德·伊斯梅尔(A. Samad Ismail)描述了对木薯粉的迷恋是怎样支配人们生活的。“这些天所有人都很喜欢木薯粉......唯一谈论的话题只有木薯粉;在厨房里,在电车里,在婚礼上——都在谈论木薯粉;甚至做梦都在念叨木薯粉。”而问题是尽管木薯粉能提供能量,却不含有维生素。一位新加坡居民总结了靠木薯粉为生的感受,“我们能吃饱,但吃的不好。”热带溃疡变得流行起来,疟疾、脚气病和肺结核导致了数千人死亡。到1946年,马来亚人的死亡率是战前的两倍。

在印度支那,日本人错误的农业政策以及其对稻米的无情征收造成了二战中最严重的饥荒之一。名义上受法国控制的印度支那,成为了日本南方军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行动的主要补给基地。日本人决定利用同琴(Tonkin)北部地区来弥补制造麻绳和麻袋的黄麻和大 麻的不足。同琴一直依赖于南方科钦—支那(Cochin-China)的稻米,但是稻田转向种植黄麻和大 麻的重新分配导致了1943年粮食产量的下降,致使北方人比以往更依赖于从南方进口的稻米。然而,到1944年,只有五艘货船在南北之间进行海岸贸易,提供额外船运的帆船绝大部分都被日本军方征用。这个地区的粮食进口被切断了。

东南亚的稻米不足使得印度支那生产稻米的压力更加沉重,即使粮食不足以养活人民,法国当局还是为日本人征收稻米。更糟糕的是,日军不再以法国人为中介,而开始进入农村直接征收稻米。军方代表们乘卡车来到了 Mieng-Ha in Ung-Hoa区的一个乡村,。Mieng-Ha in Ung-Hoa区的人们只耕种了300公顷稻田。当日本人离开时,他们运走了200吨稻米。

村民什么都没留下。同琴的所有村庄都经历了同样的遭遇,村民的粮食储备都没有了,他们被迫去市场购买稻米以满足法国当局的配额,而当局却以三分之一的价格进行收购。

同琴的农民开始挨饿了。数千人离开家园四处寻找食物。“长长的流浪饥民一眼望不到边,有一家子人,有老人、孩子、男人和妇女,所有人都已不成样子,他们很贫穷,骨瘦如柴、弱不禁风,几乎衣不遮体,还包括处于青春期应该很害羞的年轻女孩子。他们不时地停下来帮那些倒下再也起不来的死者闭上双眼,或者找一块破布(我不知道怎么来具体形容它)盖在死者身上。

看着这些比最丑陋的动物还要丑陋的人影,看着那些萎缩的尸体,只有一些稻草盖在他们身上,权当衣服和寿衣。作为一个旁观者,可以感受到人类的生命是如此的不堪。”记述了大饥荒的德兰·梵·麦(Tran Van Mai)描述了一对夫妇,他们意识到,如果继续与四个孩子分享食物,他们都会死。这对夫妇决定让孩子们饿死,他们希望能幸存下来,在饥荒过后能生更多的孩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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