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邪恶天才?
1060字
2020-09-08 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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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译客

小时候,Shoshana Zuboff陪祖父去巡查他的工厂,问候工人。祖父是一个发明家,靠发明一种从自动售卖机上取出饮料的器械装置发了财。她回忆:很多美国人都觉拿是一段幸福的时光,当然也包括Shoshana Zuboff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企业是诚信的”。现在这些公司几乎都不存在了。

这种失落感在Zuboff的最新力作《监控资本主义时代》中暴露无遗。这是一部哈佛商学院荣誉女教授的新作,其中充满充满了对谷歌歇斯底里的愤怒。书中抨击的大魔头便是谷歌公司———这与它造就蓝领的公司形象相去甚远。书中的续写从商业领域蔓延到整个社会,抨击监视资本家们“颠覆人民主/权”。她年少时美国大企业都讲究诚信的,显然那段美好旧时光一去不复返了。她热情续写让人们想起另一位作家Ida Tarbell,对逝去美好的怀念; Ida Tarbell的新闻工作加速结束了石油大亨约翰·洛克菲勒的垄断格局。洛克菲勒毁了她的父亲。但随着揭发丑闻的进行,Zuboff女士把它说得太夸张了!

诚然,这是一个在银屏上关注黑暗势力运作的绝佳时机。监视资本主义,(由Zuboff女士在2014年创造的短语)是诠释数字经济核心关键——浮士德式交易的良策:用户享受免费服务的成本比他们想象的要高的多。它描述了硅谷的数据采集者的欲望:挖掘占据消费者生活日常越来越大比重的部分,诸如如:他们的购物方式、活动方式或社交方式,然后把这些数据转化为能够预测和影响客户行为的产品。

她认为用户们不断梦游般地进入这个充满“智能”设备和智能城市的新世界,浑浑噩噩地为那些抽干了他们信息的巨头做出了巨大贡献,却唯独帮不到自己。为了追求最新款机器人吸尘器、“睡眠追踪”床垫或联网直肠温度计,他们甘愿交出自己最私密的信息,浑然不知这些东西将在“行为期货市场”上出售。除了家中位置,他们几乎不知道他们的手机是如何兼任追踪设备,定位他们的位置使公司能够对他们投放广告。她还指出:2015年,比相比用手机听音乐或看视频的人,更多美国人使用了需要位置数据的应用程序。由于这一切都是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在法律和监管方面定也存在定义不清。反对垄断和隐私的行动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在这场大戏中,谷歌塑造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邪恶天才。它从美好的力量萌生。1998年,谷歌创始人拉里 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 布林(Sergey Brin)撰写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明确警告称,广告主导的搜索引擎将对消费者的真实需求是报有偏见的。这种美好的理想遭遇2000-01年的互联网无泡沫破灭的棒打,被迫转向利润层面。就像塔贝尔梳理标准石油公司的法庭文件一样,Zuboff女士仔细分析了谷歌公司的专利申请文件,以寻找证据,证明该公司将监控转变为攫取权力的手段。她写道,”它从一个年轻博士Jekyll变成了一个冷酷、肌肉发达的hyde,下定决心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猎取猎物”。

然而,在对谷歌、Facebook或她眼中的任何一家科技公司做出如此严厉的裁决之前,需要考虑几个因素。首先,在她691页的长篇论述中,她几乎没有提到谷歌产品利润来源,比如搜索引擎、地图和Gmail。没有哪家公司使用了古老的探索和交流工具——输入,搜索和获得信息——并把它们变得更广泛。正如苹果公司(Apple)的蒂姆 库克(Tim Cook)所说,“如果服务是‘免费’的,你就不是顾客,而是产品”,这也许是真的。可以这么说:只有宗教才能做到做好无偿提供某些东西。人们看重“免费”,即便付出被监管的巨大代价,基于这种现象,相关机构估算:或许给搜索引擎用户每月需要支付1000美元以上,他们才可能放弃使用搜索引擎。

其次,如果人们厌倦了谷歌的策略,他们随时可以使用别的引擎。小型搜索引擎DuckDuckGo向用户保证它不会跟踪他们。一个竞争激烈的数字隐私市场正在持续升温。在最近拉斯维加斯举行的消费电子展上,在所有可能令人毛骨悚然的物联网设备中,苹果(Apple)将隐私作为一种营销卖点,广告直呼:“你在iPhone上做了什么,都会留在你的iPhone上。”广告拦截器和Netflix等订阅服务提醒人们,广告的控制力并非不可战胜。正如Tim Wu)在其著作《注意力商人》(The Attention Merchants)中所言,当广告入侵过于咄咄逼人时,往往会引发民众的反抗。最终也会促成政治上的反应。例如:当剑桥分析公司丑闻浮出水面时,国会对Facebook发出拷问,政治/风波成脸书股价暴跌的原因之一。

历史的终结

但这本将监控资本主义称为“21世纪对人性的威胁”的书,或许其最大缺陷是过于严肃地看待硅谷的天才——讨论它无论是否邪恶。Zuboff女士对“必然性”做了最尖锐的批评,这种必然,是对从卡尔 马克思的理论层面:乌托邦是可以肯定预测到的,到科技巨头公司的技术层面:“一切皆可搭建联系” 的这一切的笃信不疑。

无独有偶,还有一些人也发现这本书中的这种必然性不足为信。在《Life After Google》一书中George Gilder 指出:从马克思开始,知识分子常常错误地认为他们自己的时代是人类历史最终阶段,即他们已经达到了人类成就的顶峰。科技巨头也不例外,不仅仅因为这种论调认可了“他们自己的公司,他们自己独特的哲学和幻想”的重要性已经他们本身的历史不可或缺性。Zuboff女士在强调这一现象的同时,也跌入这种现象的圈套之中。如果说揭示数据干扰人的头脑,是令人满意的。那么把监控资本主义定义为威胁人类自由的“老大哥专制”的这种说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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