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应该如何重获信任?
4105字
2020-07-30 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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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译客

在1月20日,美国和韩国同时确诊了首例Covid-19病例;台湾在第二日报道了确诊的首例病例,接下来是新加坡在两天之后也报道了一项病例。流行病平价从这里开始,从这里结束。截止3月底,这三个亚洲国家很大程度上已经控制住了第一波疫情——不仅如此,这样做对市民日常生活方式造成的损失是相对较小的。这在美国的情况却是完全截然不同,在这种差异背后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韩国,台湾和新加坡政府准备好可以测试,追踪和隔离,而我们的政府却做不到。然而,对于美国观察家而言,在基本准备方面的巨大差异几乎是难以理解的——因为无法想象是这么简单的原因。这个令人震惊的国家间的差异必须用某种隐藏变量来解释。

着两个明显的变量就是文化和技术。从文化角度来看,韩国人,台湾人和新加坡人的相对成功可以理解为一种民族特性——甚至是超民族——的产物,是一种标志性的星座特征。正如《华尔街日报》对一位专家观点的阐述,“在韩国,日本和台湾,挥之不去的儒家文化印记,让一个家长型的国家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自由地干预人民的生活。”

" 对于文化的这种呼吁没有给予美国可采取行动的教训,但却提供了现成的借口。没有人会建议让来自柯克兰,华盛顿,或者纽约的新罗谢尔的人民一定要去读《论语》;这些亚洲国家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们在为集体福利服务的过程中奉行孝顺和崇高的自我牺牲的可敬传统。                                             

对这些成功有一种稍微不那么东方化的文化解释,就是很大程度上依赖社会信任的概念。据《纽约报》表示,“ 韩国的社会信任感比其他国家都要高,尤其是受到两极分化和民粹主义反对困扰的西方民主国家。”  广义上而言,社会信任还没有明确的概念,它包含许多不同的现象:对整个政府的信任,特别是对相关当局的信任,最后是对邻居的信任。无论如何,这是可以让人们更愿意倾听领导讲话,带着口罩,站在6英尺之外而不是他们喜欢的地方的一种东西。                                                     

这样的社会团结在西方是不能指望的。相反美国和欧洲的领导者更倾向于从这些亚洲国家对技术神奇的使用中获得启发。尽管韩国,台湾和新加坡都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来应对大流行病,但是他们的实践做法会被收集整理成“ 数据 ”, 仿佛这一类做法有着 不言而喻的意义。  

干预大致上有三种形式:利用地理信息来强制隔离;使用定位和购买历史信息来确认病原体轨迹;依赖于全球定位系统或者蓝牙数据的等接触技术的发展来定位感染者和通知

如果说有关于社会信任内容并有深厚底蕴的文化故事似乎不能给美国正在日益恶化的现状带来多大希望,那么这些技术手段相反,则是可以让不守规矩的平民行为变得无关紧要。人类不顺从,不称职和弱点可以通过外部控制来管理。我们不能相信邻居会在被怀疑感染的时候呆在家里:在台湾,如果某人的手机违反了他们隐形的地理位置,就会引来警察。

同样地,虽然人类接触追踪者必须相信他们的对象对他们去过的地方和见过的人是很诚实的——即使包括在爱情酒店里面短暂而又神奇的遇见——数字接触追踪消除了坦白的需要。当我们对故障安全机制十分有信心的时候,信任本身就没有必要了。

不难看出,将这些亚洲国家的成功归结于信任和技术的作用的趋势是不连贯的。如果他们享有如此优越的社会信任,为什么他们还需要依赖自动执行机制呢? 解决这种紧张关系的一种方法是表明,他们渴望屈服与数字干预措施实际上只是文化影响下顺从的另一例子。这里一定有一些深厚的文化原因来解释为什么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美国人永远无法容忍的技术监督的重拳出击。

这种看法是如此普遍,以至于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纽约报》上的一篇文章从四月中旬达成对亚洲技术和高接触,劳动密集型的接触人群追踪的对比计划,这份计划已经由马萨诸塞州草拟:“ 接触者追踪已经帮助韩国和新加坡等亚洲国家控制住病毒的传播,但是他们的系统是依赖于数字监控,利用患者的数字足迹来警示潜在的接触者,但是许多美国人无法接受这样的入侵。”                                       

过去的20年让美国人有充足的理由对以国家危机作为借口来扩大国家监控的做法感到不安。如果亚洲人民对被中央机构追踪的做法感到满意,不考虑隐私问题,那对于他们来说是好的,但是美国人习惯于相信政府拥有足够的权力,并且怀疑任何轻信都可能会被滥用。追踪技术是有用的,但是前提是它的比例应用可以得到加密保证——也就是说,如果原始技术能够得到进一步技术保障。我们头脑冷静的西方人也会借鉴新加坡和其他国家的技术,然后改进这些技术:不是追踪人,而是追踪病毒本身。

在4月10日,苹果和谷歌一起宣布要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合作,这可能是一种务实的需要——81%的美国人拥有智能手机这样的个人追踪设备,几乎所有的智能手机都使用苹果或者安卓系统——但这也有文化意义。毕竟这两家公司是 最受大众欢迎的两家机构,如果它们的信誉在最近在美国公众面前出现赤字,这是他们摆脱这些债务的机会。                            

苹果和谷歌的合作采用了蓝牙联系人追踪的战略。想象一下爱丽丝和鲍勃如何工作的,他们都是世界密码破译专家的首选棋子,他们都选择加入这个系统的研发。Alice的手机会在超过指定的时间内向半径内的其他任意设备传送随机的识别码,这些识别码是数字的,但可以想象成是假名。如果爱丽丝有了Covid-19症状,并且测试结果呈阳性,她会把这个情况向手机反应,然后她的手机会将她最近使用过的假名(“ 土豆先生”,“阿方索·韦特威斯 ”,”大卫卡拉丁420 “)上传到服务器上,这些假名都无法追踪到爱丽丝的设备或者她本人。鲍勃的手机会定期下载一份受感染的假名清单,并检查自己的蓝牙遇到记录去看看是否有最近接触记录。如果鲍勃的手机发现它实际上最近距离“大卫卡拉丁420”只有6英尺距离之内,他将被命令进行自我隔离。

如果接下来鲍勃自己也有了症状并且测试结果呈阳性,他会向自己的应用程序反应情况,然后这个程序会发送它自己页无法追踪到的假名清单,等等。没有人知道谁被感染了,谁被暴露了,或者这些接触发生的地点,甚至是卫生保健人员也不知道,但是每个可能会在危险地区逗留的人都会自动得到警告来采取进一步的预防措施。这个基本协议是匿名的和分散的。

在苹果和谷歌到底要做什么的意图上还是有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困惑。事实上,他们不是在一款软件开发上合作,而是在一项基础协议上合作——公共卫生部门可以用来建立自己不同方法的工具包。软件开发者需要与底层操作系统合作才能让任何的追踪系统都能正常工作。但是比起实际的程序,他们更关注一项协议,这说明两家公司都不想要明确拥有这款最终软件的管理权。

所有权变得复杂了。尽管人们普遍幻想科技可以终结人类的不可靠性,但应该清楚的是,这个程序实际上并没有消除对信任的需要;它只是简单地将它从集中的地方再分配到边缘而已。首先,爱丽丝和鲍勃需要相信这个联系人的身份是准确的——他们两个人确实是在传播距离之内。这并不是简单的。毕竟爱丽丝的手机不能测量出她和鲍勃的实际距离,而是利用接受到的蓝牙信号强度作为代理。

但是各种各样的因素让蓝牙信号的测试变得复杂:爱丽丝的手机是在她的口袋里还是包里?手机是正面朝上还是正面朝下?手机是苹果还是三星?如果是三星,是哪一个型号的三星?即使研究人员能够确定一个万无一失的办法让接受到的信号强度变得可信,仍然还是有很大的失误空间。爱丽丝可能离鲍勃6英尺远但是是在玻璃隔板的另外一边。爱丽丝可能距离鲍勃15英尺远但是她在大声唱歌。假阳性和假阴性都有可能会让系统自顾不暇进而破坏它的接受。

许多这些技术问题都可以通过各种拼凑来解决,但是最紧迫的问题不能够通过投入更多的技术来解决。即使我们相信代码是有保证的,但是对于其他人可能是不相信的。正如密码破译专家罗斯·安德森在他的一篇博客中提到, “ 从事行为艺术的人会把电话绑在狗的身上,让狗绕着公园跑;俄罗斯人会利用软件来进行拒绝服务攻击和散布恐慌;小强尼会报道自己的症状让整个学校的人都回家。” 即使出于某种原因,爱丽丝还是相信自我报备系统的完整性,她能在什么基础上期待鲍勃会顺从?如果鲍勃收到通知说他可能已经暴露,然后他需要隔离14天,他可能会在72小时隔离之后觉得持续的隔离是没有好处的——特别是如果鲍勃的老板施压的话。 几乎所有对于无症状者的刺激都是一样的,就是鼓励叛逃。                                                                                                                          

换句话说,这些系统都是不可能独立工作的很好的;它们的生存需要广泛的公共健康监管。首先,国家需要有广泛简单并且免费的测试可以用来去减少应用程序所产生的假阳性和假阴性。其次,我们可能需要官方授权的医疗服务者来触发通知程序,这样可以避免因为任何匿名的自我报告系统随之而来的恶意攻击。我们可能也会想要在圈子里有某种权威能够让我们引起注意。我们手机上有如此多的自动警告,以至于我们很有可能忽视突如其来的自我隔离命令,就像忽视了很多的振动噪声一样;即使我们有意向去认真对待它们,接受者肯定希望能够有更进一步的命令。被隔离的人还需要像他们的老板出示某种官方文件来证明你给他们的缺席。

我们手机收集的不仅仅是的匿名的,基本的接触信息,还有一些重要的流行病学的原因。如果有了关于传播发生地点的精确数据,公共卫生专家就可以更好地预测病毒的传播;如果要解除一级禁闭,我们需要了解在学校,餐馆和公共公园之间传播频率的差异。

因此,对于任何这些技术措施而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数据是否在某个集中监管机构的庇护下收集,而在于这样一个集中的系统是如何精准地实现,以及由谁来实现。

拿新加坡举个例子,它是第一个开发主要蓝牙联系人追踪策略的国家。他们称之为“TraceTogether” 的项目在3月中旬正式启动,它是欧洲和美国类似项目的灵感来源。该软件是在卫生部的指导下开发的,它既不是自动化的,也不是完全匿名的,它的使用是自愿的。新加坡研发团队的一名人员告诉我,“我们尝试了很多不同的方案,其中一个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分散机制非常相似。” 卫生官员说,‘看,我们不能盲目接受这个。我们需要了解关于它是如何工作的,人们是如何回应的,它的影响是什么等方面的相关信息。’” 如果没有人参与到这个研发过程,提供指导,那些被告知暴露的人可能会跑到急诊室或者医生的办公室,而不是回家隔离。或者他们可能会在孤隔离自己以免危及他人之前先跑一趟杂货店。“如果你把它当作密码学的练习,你就错过了关键——这主要是一个公共卫生的练习,是关于创建和协调一个对Covid有效的操作反应。新加坡已经组织了数百名经过训练的人工接触追踪者组队,而这款应用仅仅被视为一种额外的工具——一种服务于他们流行病学管理的工具,而不是声称要取代它。

这里有一种很明显的紧张气氛。流行病学家普遍赞同,像蓝牙联系人追踪这样的数字机制只有在有可靠的行动者部署,并且在处理测试、推广和资源分配等方面采取强有力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才能真正增加价值。但是谷歌-苹果协议的达成是为了优先考虑一个不同的、可能不兼容的目标:规避自9/11以来一直困扰美国人的中央监控陷阱。这就使得这些公司成为当局政府和他们竞相服务的公民之间实际有效的看门人。(他们几乎不是透明的看门人;谷歌的发言人两次指向我关于其运营表示模糊的一篇博客文章并拒绝进一步的评论。)法国和英国的公共卫生官员表示正在开发应用程序,并希望它们能够收集更多的数据或者将数据出存在中央服务器上;谷歌和苹果不会同意的。他们要么遵守谷歌和苹果的规则要么他们将面对能够降低他们可靠性和有效性的操作系统级别的难度限制。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紧张,可能最后也是无关紧要的。在韩国,台湾和新加坡,各种各样的技术干预已经被用来进一步地推广已经起作用的更加传统和更加人性化的措施,但是它们的价值不高。台湾甚至很少使用已经随处可见的先进监控技术;新加坡的“TraceTogether”系统被证实在确认已经被锁定的联系人追踪的信息方面是最有效的。这就提出了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如果这些工具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机构应对措施以便它们准确有效,为什么我们真的需要它们?我们美国人是否真的在遭受先进技术的匮乏,或者是否我们可能正在遭受这对我们机构和邻居缺乏自信的痛苦?

试图绕过“ 社会信任 ” 的谜团转而支持精密工程的尝试走了一个完整的循环:制度和个人信用问题无法避免。社会信任的概念存在于某些种广义概念,禁不起任何真正的审查,特别是当它被视为文化刻板印象功能的时候。在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中国互联网政策的德国学者Katharin Tai在推特上写道,“ 我一直听说欧洲不了解亚洲 关于 Covid-19的应对策略从亚洲亚洲人“听话”和不“关键”——韩国人被他们最后与大规模总统,台湾学生占领了议会一项贸易协议&香港数月来一直。在一次采访中,她比较了不同国家的看法。“现在,德国被树立为光辉的榜样,而不是韩国或台湾,其根本理念是,如果这些地方是民主国家,它们就不一样了——而德国和默克尔似乎更像‘我们’。”如果不是出于某种认为亚洲与众不同的基本理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然而,在这些社会中显然有一些事情正在发生。人们显然已经以我们没有的方式行动起来,他们已经能够更轻易地把适度的技术工具和既没有大肆宣传也没有在欧洲或者美国引起担忧的机制合并在一起。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政治科学家已经明确提出了信任的概念,它不是某一特定文化或者社会的固定属性。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玛格丽特·利瓦伊提出,我们应该放弃把“信任”作为首要概念,相反应该讨论“可信赖性”。正如亨利·法雷尔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的信任》中所言,借鉴了利瓦伊和罗素·哈丁的作品, “ 信任是指在特定事情上和特定的某人的关系 ”(原始斜体)——也就是说,信任不是一个系统的环境属性,而是一种描述和评估期望的方式,这些期望使我们的关系变得有条件和色彩,这些期望是由相互理解和坦诚的协商所决定的。这一观点的结论是,“信任”不是对行为现象的解释,而是它本身是一种需要解释的行为现象。

换句话说,这些亚洲政府以其在公共投资和问责方面的记录赢得了其公民的信任,这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严格监管的结果,或者是像绵羊一般温顺的表现,或者两者都有。在应对新冠病毒方面,这种信任是建立在政府迅速而有力地推出的预防措施基础之上的。韩国迅速引进了简单且普遍的Covid-19测试,台湾早在今年1月就让卫生官员携带诊断设备登上从武汉起飞的航班。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受到强大的社会保障网所激发的基本信心有关:人们能够“ 相信” 寻求治疗不会让他们破产——这两个国家都有着极其值得信赖的国民医疗保健体制—— 而且他们可以不用工作呆在家里而不会发现他们无力去支付他们日常所需的费用。在台湾,在家隔离的人每天得到33美元的津贴。如果他们没有隔离的空间,他们就会被送到酒店; 拒绝遵守规定的人将被处以高达数万美元的罚金。政府措施之所以奏效,并不是因为人们天生都是合作和具有责任感的;人们之所以表现的合作和负责任,是因为政府措施是有效的。

这种能力延伸到了沟通方面。韩国通过坦率地解释了究竟是谁可以获取哪些个人数据、以何种方式获取数据、获取时间有多长,从而减轻了对监控失控的担忧; 当少数公民通过无意中的识别记录被公开暴露为潜在携带者时,该国迅速改变了数据公布的方式。台湾当局及时的提供了全国范围内的口罩库存数据,志愿开发人员立即发布了简单的应用程序,以缓解对稀缺的担忧,并公布分发口罩地方的位置。当一个小男孩被叫去国家流行帮助热线——一个具有极高的及时呼叫率的呼叫中心——因为抱怨怕受到嘲笑,他害怕戴粉色口罩,在第二天的大流行特遣部队新闻发布会上,可以看到每个公共卫生代表都戴着粉红色的口罩。

正如台湾数字化部长、2014年太阳花运动的资深人士唐凤对我说的那样,很多东西都可以归结为准则,而这些准则本身也受到物质经验的制约。她表示: “人们希望出现这些症状的人戴上口罩,去诊所,并且报告他们在过去14天里所做的事情——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有什么自上而下的规定,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单一的支付系统,这是合理的做法。协调可能看起来像顺从,这是儒家思想; 我曾读过《论语》,知道这是一个有用的比喻,但对我来说,这看起来更像道家思想。” “这都是理性的选择,没有什么神奇的——如果你知道你没有社会和经济负担,你就会去做正确的事情。”

这些都与非历史的“文化价值观”、“社会凝聚力”或人口同质性没有任何关系;它只是反映了对治理透明度、开放沟通以及,也许最重要的是,对可靠的提供服务的信任的基本承诺。这些都是有历史原因的具体措施。这段历史包括了亚洲之前两次病毒爆发的危险经历,非典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唐部长告诉我,在她这一代或更年长的人里面,都清楚的记得2003年非典爆发时,台北希望医院被封锁的情景。数百名病人和医护人员被立即锁在里面,至少有一名护士试图跳楼逃跑。这一个仓促而笨拙的反应留下了焦虑的后遗症,这是现任政府不希望重复的事情。

坏消息是,有效的流行病管理是没有捷径可走的。好消息是,只要负责任的当局政府信守承诺,拒绝违反他们最基本的义务,社会信任——这种可以巩固制度性回应和技术回应的东西——是可以培养的。在危机中,即使是部长们有能力的小举动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台湾于1月24日禁止N95和医用口罩的出口,两周后实行了口罩国有化销售,这样的做法营造了一种充满勇气和信心的氛围。

当然,美国人需要的不仅仅是口罩,尽管这会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一个有效的政府、全民医保和一个更强大的社会安全网——更不用提来自高层的持续的、有意义的交流——将帮助我们放弃长久以来的幻想,即我们将被硅谷的登月计划所拯救,或者我们的低社会信任感是天生的。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短暂的、谨慎的乐观情绪,认为这一时刻可以用来作为民族和解的机会——一个重新创造因为几十年来持续增长的敌意而失去的友爱和团结感的时刻。像这样的危机,可以看作是一个可以让我们把自己看作是玛格丽特·利瓦伊和政治学家约翰·阿尔奎斯特所说的“扩大的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的时机,“那些我们认为自己的利益与之紧密相连的人,我们愿意在做出某些个人牺牲的情况下,与之团结一致。” 自发的出现或者激进互助组的扩大——热心的市民为帮助缓解彼此的困难所做出的草根努力——可能会因此被视为一个吉祥的标记。但互助小组充其量只是一种应急措施。我们常常猜想政府不起作用是因为我们作为公民不可救药地两极化,但是事实几乎是相反的。因此,我们不能指望仅仅只是在危机中团结就能让美国再次发挥作用;相反,我们必须提醒我们的领导人,我们危险的团结取决于他们的能力。他们应该乐于从小事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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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DEON LEWIS-KRAUS是《连线》杂志的特约编辑。他最后一篇关于民主,社会媒体和错误信息的文章发表在28.02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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