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战胜贫困
2175字
2020-07-26 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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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译客

中国著名专家展示了中国所作出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基层人民集中精力接受巨大的挑战。

编者注:中国的目标是在明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消除极端贫困,建成“小康社会”。我们采访了一些知名专家,请他们谈谈对中国承诺看法。

在全国一些最贫困的地区,社区是针对其具体情况采取针对性和反贫困措施的重点。

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认为,在国家改善生活的努力中,贫困的受益者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宝贵的因素。

“每个贫困家庭都有自己自定义的文件。它是一个笔记本。每个笔记本都有一个页面列出了所有的家庭成员。它有他们努力实现的计划,有他们如何摆脱贫困的计划。”库恩说道。

“每个月都有一个关于他们如何工作的记录。他们的问题是什么?这个国家的每个贫困家庭都有人负责。所有的信息都被带走并数字化,然后送到北京。一个中央办公室收集所有的数据。”

在基层,每个村都有一个人负责了解村里的每一个贫困家庭,通常是一个年轻的党委书记。“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目标计划”他说。

"这就是精准扶贫的含义。我明白这一点。但当我真正看到这些代表不同村庄每家每户的书籍时,我印象更加深刻。”

30多年来,库恩一直与中国领导人合作,为中国政府的发展出谋献策。2018年12月,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和中国领导人共同授予他“中国改革友谊勋章”。

库恩写了30多本书,他的专门知识也通过国际媒体组织广泛传播。最近,在他的主要作品《中国的故事》中,库恩被要求关注中国的扶贫运动。他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中国已经奋起应对这一挑战。

不论是从扶贫本身来说,还是从人类文明的进步来看,中国的扶贫运动都是现代最伟大的故事之一。这个故事确实需要更多的赞赏,当然在西方,但在中国也是如此。”库恩说。

在库恩最近的一个项目中,他是《前线之声:中国的脱贫之战》的主持人和作者,这是第一部在国外播出的关于中国扶贫工作的深度纪录片,展示了中国在消除极端贫困方面的战略和结构。这部电影由彼得·盖兹尔斯执导,亚当·朱担任执行制片人。

制作耗时两年,摄制组走访了贵州、甘肃、山西、四川、海南和新疆自治区六个地区的贫困家庭。库恩和他的团队采访了中央、省、市、县、乡、村各级政府官员,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库恩说,除了为每个家庭制定有针对性的、量身定制的脱贫计划之外,扶贫工作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方面是,当地官员“被派到贫困村庄管理扶贫工作,时间往往长达两年。此外,在扶贫工作第一线的党政干部,如果不能实现具体的数字扶贫目标,就不能离开岗位,不能升职。我们看到当地官员被问责,他们职业生涯岌岌可危”。

“这些人都是事业蒸蒸日上的党政官员。他们一般都在30出头,甚至20岁左右。”他说。

“其中一些人之前是在省会城市或主要城市的政府部门工作,有很好的前途。现在他们在最贫困的地区工作。”

这不是职业生涯上的弯路。他们走上了最理想的职业道路。

“因为在中国的体制中,基层的经验极其重要。这实际上对他们的职业生涯和晋升机会都有帮助。当你在系统中建立这种激励行为时,系统本身就会向那些想要职业发展的人传递这样的信息-这是你职业发展的最短路径:在基层工作,了解如何减轻贫困,”库恩说。

“例如,我遇到过一位官员;他曾在某省省会的水利部门工作,可能是一个副处长。他去了这个村子,在那里他致力于为这个村子里大约200户家庭建造污水和供水系统,他们大多数都很穷。他认为这项任务不仅是一个要实现的目标,而且是一种令人自豪的事,他要改善他们的生活,而且这些要在他的监督下实现。”这些任务变成了荣誉的徽章和职业晋升的机制。如上所述,这些行政行为结构激励官员朝着中国政府设定的目标努力。因此,了解它在中国是如何运作的可能会对其他国家和文化有所帮助,因此他们可能会了解如何使中国的扶贫体系适应他们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文化。”

库恩表示,他在当地的经历让他对“中国非凡的扶贫项目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他说:“尽管全世界都在与贫困作斗争,但是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搬迁整个村庄,把人们从偏远的农村地区转移到城市和郊区,为他们提供住房和工作,让他们真正有机会过上更好的生活, ”
           

库恩举了一次去贵州省回水县的例子。在那里,整个村庄都从偏远的山村搬到了70公里外的一个新社区。

“我了解到,搬迁到这里的村民,住房是免费的。一个四口之家拥有80平方米的居住空间,人均20平方米。政府还为他们提供了所有的基本设施,包括沙发、床、厨具和电视,”他说。

“但是这些曾经是农民的农村人怎么能找到新的非农业的工作呢?” 我参加了一个烹饪班,认识了一个以前是农民的人,他正在学习做厨师。我和他的祖孙三代以及他的几个朋友一起度过了一段时间。几乎每个人都很感激他们现在的新生活,”库恩说。

“但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库恩补充说;“这是不现实的。一位最近搬迁的村民告诉我,政府谎报了他和家人的收入,但村子也回不去了,因为他们刚同意搬迁,房子就被拆除了。”

“此外,并不是村里的每个人都同意搬到新社区。毕竟,农村是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我到戴景村去见党委书记。他的工作是说服剩下的少数村民搬迁。他和政府都无法迫使人们搬迁。”

库恩强调了在扶贫工作中打击腐败的重要性。

“在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资金流如此之大,官员的仕途岌岌可危,存在滥用和操纵的风险。虽然在扶贫过程中欺骗和偷窃并不意外,但这非常不体面,”库恩说。

“由于职业风险高,资金又多,欺骗和偷窃不足为奇。2017年,在中国122100起腐败案件中,有48700起——超过三分之一与扶贫工作有关。”库恩说道。

“我为政府发布这些令人不快的数据而鼓掌!”中国不会允许篡改数据或挪用资金这些事来破坏其扶贫目标。”他说。

库恩说,扶贫的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是建立了一个被称为“第三方评估”的系统来防止欺诈行为。

“管理的理念是,由于独立的评估者来自完全不同的地区,他们不可能认识任何他们要评估的官员,因此评估不受个人关系的影响。”

他说:“我们的任务是评估扶贫进程的成功和挑战,以及评估官员们的工作情况。”

“为了确保当地官员不为视察做准备,评估小组只有在最后一刻才决定他们去哪里,往往是视察当天上午。

库恩说:“当官员们迫于压力,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目标时,有些人可能会偷工减料或捏造虚假数字。”

“我对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的独立检查工作表示赞赏,并承诺,如果有虚报、作假的,一定会严肃查处,让扶贫工作的成果经受住历史和人民的检验。政府的透明度越高,人们对政府的信心就越大。”他说。

2015年至2019年,全国有近300万党员干部在农村扶贫工作的第一线工作(总人数在75万左右)。官员们知道,他们的事业成功与否,取决于扶贫的效果。”

完成目标

库恩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在脱贫攻坚战中取得的成就,是实现明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步骤。

“毕竟,如果中国公民继续生活在绝对的、极端的或赤贫的贫困中,中国怎么能自称是一个小康社会呢?无论中国的GDP有多高,无论中国的人均收入有多高,除非每个公民都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下,否则中国无法宣称实现了这个目标。”

“如今,在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行为感到担忧,他们对中国的动机表示怀疑。尽管所有的政治制度都有权衡取舍,但在我看来,消除贫困是打破这种刻板印象的最佳方式。”

库恩表示,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时,中国有望实现消除农村极端贫困和区域贫困的目标,但一些人可能会质疑中国是否还能实现这一目标。

他说:“在中国西北的陕西省视察期间,习主席敦促加强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的负面影响,确保国家在2020年实现最初的扶贫目标。”

库恩最近的实地工作经历再次帮助他亲身体验了“习主席那句引人注目的话的影响:‘我在扶贫上花的精力比在其他任何事情上都多’。”

库恩说,尽管如此,中国的精准扶贫工作至少面临四个挑战。

“首先,数据可靠吗?做扶贫整治工作的官员与做扶贫评估工作的官员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正如我所提到的,我看到过独立审计人员,经常是在未经通知的情况下进行检查和抽查,但我仍然听到有人说一些数据是可疑的,因为地方官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就是为什么中央政府更加致力于独立检查,惩罚被判欺诈的官员。”

“其次,官员们希望人们脱贫,以使他们的事业受益,而村民们则希望保持贫困状态,以最大限度地享受更多的补贴,这两者之间存在着自然的冲突。这些都是正常的人类动机,个别案例往往考验着官员的智慧。”

“第三,在2020年之后,如何防止那些刚刚被推过极端贫困线的人,在兴奋感消退之后,重新回到贫困线以下?中国的减贫工作要取得真正的成功,就必须是可持续的。”库恩说。

“第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远低于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很难实现中国的长期目标——共同富裕社会。中国与贫困之间的斗争不可能在2020年结束。”他说。

“为了真正消除中国的所有贫困,并以可持续的方式做到这一点,扶贫项目必须继续成为中国的一个持续过程和持续优先事项。这确实是一次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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