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活德国——占领西欧;希腊大饥荒和比利时的抗性(摘自《战争的粮秣》)
3159字
2020-07-24 15:26
52阅读
火星译客

占领西欧

纳粹分子对德军入侵国家的主要态度是将它们当做掠夺来源,而不是长期的供应基地。而军事政策是所有部队应该自给自足,在每个被击败的国家,德国国防军无情地征收工业和农业货物。在1940-1941年冬天,形势已经变得很明朗,战争的持续时间比纳粹领导层预计的要长,当入侵苏联的决定下达后,纳粹就开始酝酿计划利用东方作为军队粮食的主要来源,还可成为德国平民的只要粮食供应来源,甚至可能弥补诸如比利时和挪威等西欧国家的粮食不足。

1942年夏,由于在东方不能取得胜利,纳粹高层认识到德国正与苏联、英国和美国进行一场长期消耗战——而令情况更糟糕的是,纳粹政权还面临着国内的粮食危机。这时戈林(Göring)开始坚持主张榨取占领国的每一粒粮食,并将饥饿转移到德国之外。

尽管纳粹分子重视东方,将其作为德国维持粮食供给的来源,而对西欧资源持短期态度,但后者实际上比被占领的苏联领土为战时德国提供了更多粮食。丹麦和法国出口到德国的肉类数量(分别为76.8万吨和75.8万吨)都比苏联地区提供的多(73.1万吨)。另外,如果德国占领军征收粮食数量的官方数据加上出口到德国的粮食数量加在一起,那么丹麦、荷兰和法国联合提供了2140万吨的粮食等价物,苏联占领区则提供了1470万吨 。

即使集体化使乌克兰农业实现了现代化,但并不像西欧农业那样多产和高效,而西欧农业为抵御战争的影响更易重建。如果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说,贝克(Backe )更应将注意力转移到利用西欧而不是苏联的粮食资源。

希腊大饥荒与比利时的抗性

纳粹的掠夺政策对希腊等国家造成了巨大破坏,而希腊是以农业和农民为基础的国家。当1941年4月德军占领希腊后,德军最高司令部的军官们就征用了所有他们可触及的所有食物:橙子、柠檬、黑加仑葡萄干、无花果、大米和橄榄油。然而在军事行动期间,英国海军为希腊平民运来了几批粮食,甚至意大利人也分发了一些意大利面和橄榄油,而德国国防军却没有养活希腊人的打算。更糟糕的是,德国军队被要求自给自足,很多部队甚至连食堂都没有,他们只能在当地的餐馆吃饭。

1941年夏,粮食形势急剧恶化。瑞士红十字会驻雅典代表马塞尔·朱诺(Marcel Junod)报告说,大街上挤满了“走动的幽灵,到处都是老人——有时还有年轻人——坐在马路上。他们的嘴唇蠕动着,像是在祈祷,但没有声音。他们伸出手来乞讨,然后虚弱地缩回去。行人们在他们面前来来往往,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们。每个人都在扪心自问什么时候自己也会沦为这步田地呢。”

虽然希腊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而岛上的农民主要生产橄榄油、烟草和黑加仑葡萄干等经济作物。每年希腊人消费的三分之一粮食依赖于从美国进口的45万吨谷物,但是英国对欧洲沦陷区的封锁切断了希腊的所有的物资进口。希腊被划分成三个区域,分别由德国人、意大利人和保加利亚人占领,这阻止了粮食流通,这特别意味着北部的哪怕一粒粮食都不能运到雅典和南部。

同时,在德军到达之前,希腊商船的逃离导致岛屿或多或少与欧洲大陆失去了联系。在每一个受战时进口损失影响的经济体中都可看到,通货膨胀,生产者和零售商从市场上撤回了他们的食品供应。他们或囤积粮食,对未来价格进行投机,或将粮食卖到黑市,经常卖给为军方收集粮食的德国代理人。因此,希腊政府无法获得该国仅存的少量粮食供应,也无法通过提供粮食援助来保护穷人和需要帮助的人不受不断上涨的粮食价格的影响。随着德国人的不断征收,穷人的数量与日俱增,而工厂设备被拆解运往德国导致数千人失业。

在雅典,政府只能为每人提供458卡路里的食物配给,这还达不到绝大多数人维持正常身体机能能量的一半。到了11月,配给降到了可怜的183卡路里,相当于一天一片或两片面包所提供的能量。在8月,雅典大街上开始出现死人。到1942年1月,每天有2000人死亡,婴儿死亡率上升到50%以上。家人将死去的孩子的尸体仍在大街上,希望继续使用死去孩子的配给卡。爱琴海的一座岛的岛民讽刺地向雅典传递了这个信息:“发放面包或棺材”。与此同时,随着装载着新鲜水果和蔬菜的小型货船开始从希腊开往利比亚的巴尔迪亚港口,北非德军的健康状况在那个夏天得到了极大改善。

1941年夏,红十字会、美国政府和英国的运动组织论证说,英国政府要尽快改变封锁政策,允许粮食援助运往希腊。当1940年8月丘吉尔宣布封锁时,他坚持说提供粮食援助是不可能的。他争论道,即使为无辜平民运进粮食,也只是缓解了德国人对希腊人的需求,进而帮助了德国人的战争努力。除此之外,纳粹分子不可信——运进的粮食最有可能被德国人消费了。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自封为食品救济组织人,在公共生活中声名鹊起。他对丘吉尔的姿态非常不满。他将其描述成“一个极端学校的军国主义者,认为妇女和儿童偶尔挨饿是合理的。”

丘吉尔最终屈服于压力允许粮食救济通过封锁运往希腊。饥荒的规模已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激起了美国舆论对封锁政策的反对。进一步的合理论证来自于开罗北非军事行动司令部国务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Oliver Lyttelton)。利特尔顿当时正面临着埃及的希腊社区的抗 议,而英国在埃及的地位并不是特别安全。他电告英国政府,警告说:“我相信历史会对我们的政策进行严厉的审判。我不仅请求怜悯,而且还要呼吁权宜之计......如果我们继续让希腊人挨饿,我们将削弱盟友的抵抗,并失去一个可能成功反抗轴心国的中心......我毫不怀疑赢得这场战争的优势所在。”

1942年1月,英国允许小麦运输通过封锁,从4月开始,小麦和其它食品货物被定期运往希腊港口。但到那时,至少已有两万人死于饥饿。即使到4月以后,盟军运进的粮食始终不够。虽然这阻止了大规模的城市饥荒,但还是有希腊人死于饥饿。

德国人的不可信加强了丘吉尔的论断,粮食救济最终变成了占领军无情利用的工具来对付山区的游击队抵抗成员。游击队活跃地区的村民得不到任何粮食援助,相反,他们的家园和田地都被德国人烧光,以清除这块地区,并且切断抵抗成员的补给网络。在1943年和1944年,希腊的许多村庄陷入了饥荒。到1944年希腊被解放,有50万希腊人(占全国人口的14%)死于饥饿和相关疾病。希腊的平民伤亡率是英国的八倍。

对希腊的粮食援助只是丘吉尔愿意做出的具有某种意义 的例外,而在战争的剩余岁月,对沦陷的欧洲其它地区的封锁反而增强了。救济组织的活动家恳求允许粮食援助通过封锁,他们争论说,如果德国把饥饿当做战争武器而英国却袖手旁观,这将使人们对丘吉尔自己慷慨使用的人道主义辞令产生疑问。

但是,丘吉尔顽固地坚持抗击德国的战斗要毫不留情。也许,如果充分认识到战略防御所造成的困苦而调和一下,就不会对盟军自诩为“正义”战胜“邪恶”的代表的声誉产生大大的问号。

从理论上说,比利时与希腊的状况很相似。它每年需从海外进口120万吨粮食,但因德国的占领而突然中断。当国防军派驻军需官后,野战部队和士兵尽可能多地购买或征用粮食。然而,在1940-1941年极端困难的冬天过去之后,农民恢复了元气,并且成功生产了足够的粮食,为几乎所有比利时人提供了足够的食物。比利时人没有像希腊人那样陷入饥荒。

对此,通常的解释是德国允许比利时进口粮食是因为它的工业货物,至少三分之二的工业货物出口到了德国。相反,事实上,比利时人并不是依靠从德国输入的粮食生存,而是依靠自给自足。在四年占领期间,比利时只进口了84.9万吨粮食,只能满足战前四分之三人口一年的消费。一些粮食通过法国和荷兰边界走私到比利时,但比利时人没有挨饿的原因在于比利时的农业领域证明了它自身可以适应战时环境。

比利时农业的战时生产率并不是占领军设立的比利时版的德国粮食集团努力的结果。实际上,国家营养和农业公司(the Corporation Nationale de l’Alimentation et de l’Agriculture)被证明影响不到心怀不满的农民,而它的收集系统只能收集满足每人每天1000-1500卡路里配给量的粮食。

让比利时人得以生存的原因是农民将粮食运到黑市。大型农场的农场主可以非法抽取一部分农产品,但小农场的农民可能在黑市中卖掉所有农产品,这最终发展成了另一种粮食经济。荒谬的统计数据揭示了黑市的规模,动物越小越容易隐藏,那么这种动物——兔子,小鸡、山羊——的官方数据就越少。

比利时农业比希腊农耕更现代化,比利时农民可以非常灵活地转向种植农作物而不是饲养牲畜,从而增加谷物和马铃薯产量。黑市中农产品的高价格极大地刺激了生产。在1943年,在黑市一千克面包售价49法郎,而合法市场售价2.6法郎;在黑市一千克肉类售价190法郎,而官方价格为34法郎。这表明如果占领当局实施公正的价格政策,可能会从比利时获得比1942年出口到德国的2.72万吨水果和蔬菜更多的东西,在1943年,只有7300吨水果和蔬菜出口到德国。

类似情况也在法国上演。法国以上好的食物和酒而闻名于世,这意味着德国占领军的掠夺更加贪婪。由于汇率对德国人出奇地有利,德军士兵可以购买餐馆和咖啡馆的豪华食物来补充配给。1942年10月,从柏林到巴黎旅行的德国外交部人员玛丽·瓦西尔奇科夫(Marie Vassiltchikov)在给母亲的信中写到:“只要能负担得起,生活还是那么的愉悦。这并不是说东西出奇的昂贵,但要体面地吃一顿(比如,有牡蛎、酒、芝士和水果,外加小费),每人须花约100法郎,也就是说,只花5马克。”

德国军官们吃的牛排“比煎鸡蛋都大”,还喝香槟。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一战英雄,战时驻在巴黎的德国军官恩斯特·荣格( Ernst Jünger)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德国军人吃的很好很丰富”,然而周围都是饥饿且衣衫褴褛的法国人,“这给人一种权威的感觉”。

对于法国的德国占领军,其自给自足政策转变成了奢侈消费。即使是德国占领军中军阶最低的军人在法国也能负担得起奢侈品。从事劳务服务的阿洛伊斯▪克雷涅么斯(Alois Kleinemas)被安排住在科涅克(Cognac)的城堡里。他可以搜集到一箱白兰地带回家去庆祝他父母的结婚纪念日。他还经常邮寄黄油包裹。赫尔穆特▪罗德萨特(Helmut Radssat )回忆道,昂热(Angers)的沃纽( Verneau )营房食堂特别受从东线来的士兵的青睐。“珍贵的酒香和白兰地对我来说异常新鲜。在德国,这些奢侈品变得越来越稀有。在营房我才开始了解和品尝这些好酒。”

劳动力短缺给法国农业造成了异常严重的打击。在200万法国战俘中约50万人是农业工人,他们被送到德国农场而不是法国农场干活。总体来说,法国失去了约40万农业工人,只留下妇女和老人来经营农场。马匹、拖拉机、燃料、肥料和杀虫剂的短缺导致粮食产量急剧下降。受打击最严重的是肉类和奶类,尤其在战争的第一年,甚至马铃薯、甜菜和小麦的产量也急剧减少,之后产量保持平稳。

官方粮食价格上涨平缓,而黑市的粮价却暴涨。这引发了螺旋式通货膨胀,因此当局征收的粮食越少,配给就减少的越多。1942年8月,为应对德国国内的粮食短缺,戈林召集各占领区的领导人,坚持让他们为德国提供更多粮食。“就法国而言”,他声称,“我确信它的土地没有被最大限度开发......还有法国人在耻辱的范围内能喂饱自己......在我看来只有一种方式让法国人合作:让他们尽可能多地交出粮食。”

考虑到戈林自身臭名昭著的奢侈饮食习惯以及德国占领者的一次可以吞下用12个珍贵的鸡蛋做的鸡蛋饼等奢侈行为,这是所实施的最恶劣的双重标准。戈林要求法国提供占所有可用食物的15%-20%数量的小麦、肉类和黄油。他的秘书保罗▪克纳尔( Paul Koerner)指出,驻法国的德军司令对此要求非常震惊,以至于一开始他拒绝向巴黎当局传达这些要求。

他担心这会导致进一步的配给削减和粮食抢购行为。他得出结论,在长期看来,这只能适得其反,并且进一步打击农民的积极性,导致长期产量的下降。到1944年,法国人配给的能量值降到了1050卡路里。就像在比利时那样,黑市和从农村家庭获取粮食对生活在城镇或城市的所有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反过来推升了黑市的粮食价格,导致越来越多的粮食流到了非法市场。

德国在战时向占领国输出饥饿。在比利时和法国,遭受苦难的是那些不能去黑市或只能有限地去黑市的人们。因此,在1942年,关押在比利时监狱的战俘开始死于饥饿,他们不能以1550卡路里配给量存活下去,而且没有其它食物来补充配给量。当城市的办公室职员、公务员和老年人缺乏现金或值钱的东西来换取食物时,遭受的影响尤其严重。

到1943-1944年,比利时人和法国人将70%的收入花费在了食物上。即使是中产阶级的巴黎人也只能勉强以汤、一点儿香肠和偶尔的豆子煎蛋来糊口。肺结核与营养不良有密切关系,在年轻人中传播,在法国。死于肺结核的病人翻了一倍。营养不良可从小孩子的生长不良中体现出来。在1944年,法国女孩和男孩的身高分别比1935年的同龄人矮11厘米和7厘米。到1943年,比利时城市80%的小孩因饮食中严重缺乏维生素D而患上佝偻病。巴黎人从他们呆滞的目光和灰黄的肤色中暴露了他们缺乏维生素的状况。

0 条评论
评论不能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