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民族主义之间的错误二分法 
1196字
2020-06-24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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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译客

多年来,政府官员、商学院教授和企业高管一直都在拥护全球化的好处,并用确凿的证据支持他们的观点。例如,联合国报告称,全球化和国家间经济的相互依赖帮助世界GDP从2000年的50万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75万亿美元。另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是跨国就业机会的增加:2017年,移民工人向本国家庭汇款约4660亿美元。全球主义的同义词包含发展、成长和成熟。
 

然而,近年来,民族主义情绪似乎在上升。在当前疫情和经济低迷期间,政治领导人可能会发现,为自己的公民寻求解决方案更为便捷,而不是共同努力寻找一个全球化的解决方案。危机爆发前,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政客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受到青睐。甚至在企业领域,人们也可以看到它转向内部的迹象,企业吹嘘自己在国内创造或带回国内的就业机会,并鼓励消费者购买国内生产的产品。在美国,许多制造商赞扬特朗普政府对外国竞争对手征收的关税。在英国,选民退欧了,企业将需要做出相应调整。
 

我们认识到,民族主义往往与偏见和仇外情绪等负面因素联系在一起。但它也可以带有积极的含义,比如爱国主义和良好的公民意识。考虑到这一点,再加上民族主义日益重要,我们认为,当今的高管们无法选择是成为全球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相反,他们必须弄清楚如何同时做到两者兼顾。
 

这是可能的吗? 乍一看,似乎人们必须选择全球主义或民族主义,因为它们似乎是截然相反的。然而,我们相信这种“非此一彼”的方法会导致非常不可取的结果。只关注全球主义可能会导致高管忽视,甚至看不起那些展现民族自豪感和忠诚的人,让他们更难看到国内的机会。另一方面,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会以另一种方式缩小一个人的视角,限制了在国外的可能性。  任何一种偏见都会降低有效的沟通、理解和协作。
 

一种自相矛盾的心态——融合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观点——是解决办法。让我们以美国一家跨国医疗保健公司负责研发的美国高管为例,该公司面临着一项决定——应在哪里启动新的眼病预防/药物开发项目的决定。在印度,成本要低得多,所需的人才也足够。但是,保持在美国的投资和就业存在压力。民族主义者的选择就是这样做——将印度排除在外,然后在家生产和销售这种药品。与此同时,全球主义者的方法指向了印度,假定美国仍能通过税收和股东回报获益。这是一种温和的双赢,但是在今天的环境下,这可能还不够。
 

因此,一个更加一体化的战略应该是投资研发,在印度研发出一种低成本的药物,在那里生产、销售和分销。该公司还可能探索在美国做同样的事情的可能性,将其作为低收入患者负担得起的替代品,或者以更高的价格出售,但向这些人群提供特别折扣。这样的创新将有助于公司在印度的地位,同时也创造就业机会,为美国人提供服务。它在满足民族主义欲望的同时,也彰显了全球野心。它为印度和美国创造了额外的收入和就业机会。
 

当前的Covid-19危机为如何融合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学习机会。

在美国,由于面向全球的企业政策推动了口罩等个人防护设备在遥远的市场上生产,导致这类产品的缺乏,进而阻碍了迅速应对疫情的努力。(其他国家也发生过这种情况,但美国的情况最引人注目。)  换句话说,民族主义的关切没有被考虑进去。我们了解到,有效的应急反应需要国内也有充足的供应。展望未来,企业可以通过在外国投资之外投资国内产品开发和制造,或在与外国供应商的合同中增加一项条款,要求在某些情况下(如卫生危机)迅速增加对母国的供应,来平衡全球和民族主义立场。
 

这个PPE的例子回顾了过去。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疫苗开发的未来。2020年4月30日,英国制药巨头阿斯利康宣布与牛津大学合作生产和分发Covid-19疫苗。  我们不知道项目负责人计划如何进行,但我们可以设想他们可能如何进行。一种纯粹的民族主义做法是将这一过程控制在该国内部:疫苗的生产将首先帮助英国人民,并使其经济复苏,同时允许出口疫苗的可能性。  

全球主义的做法将要求在最有效和最具成本效益的地方生产疫苗,然后广泛提供疫苗,可能首先优先考虑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  或者,高管们可以采取更综合的方式。他们可能会与世界各地的许多卓越医学研究中心,包括大学、研究所或其他机构,复制牛津大学的合作关系。在生产和销售方面,他们可以与其他国家的公司合资或签订合同。换句话说,它们可以帮助发展一个全球生态系统,以满足地方或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需求。
 

我们参加了数百次高管就类似决策进行的讨论。按照过去几十年的传统智慧,高管们往往关注全球导向的行动和利益,但几乎从不采取以下整合步骤。首先,认识到并向你的团队解释,在决策过程中代表全球和国家的关切不仅需要,而且实际上很重要。

事实上,我们都应该努力考虑这两种观点,即使我们自然倾向于其中一方或另一方。其次,在做出任何似乎将全球主义观点与民族主义观点并存的重大商业决策时,请提出三个问题:1)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决策者会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国家利益相关者的利益?2)一个纯粹的全球主义决策者会采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关注全球公司的利益?3)在做出最终决定时,我们如何将这两套标准中的至少一部分结合起来呢?根据我们的经验,处理这些问题大大有助于在行政部门的决策和行动中协调全球和国家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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