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尔库茨克州自我隔离制度延长至6月28日
5753字
2020-06-23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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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译客

塔斯社6月21日电 伊尔库茨克州政府新闻中心宣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新冠肺炎累计确诊人数已超过5600人,鉴于此,该州政府决定将自我隔离制度延长至6月28日。

此前,受新冠病毒影响,伊尔库茨克州曾将于3月底实行的自我隔离制度延长至6月14日,之后又延至6月21日。

该州政府新闻中心宣布,“伊尔库茨克州的自我隔离制度将延长至6月28日”。

当地政府建议65岁以上老人及患有慢性病的公民留在家中。外出时,居民必须遵守社交距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公共场所和办公场所时需佩戴口罩。

据俄罗斯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通报,截至6月21日早上,伊尔库茨克州新冠肺炎累计确诊人数为5 622人,治愈人数为2000人。目前,伊尔库茨克州确诊病例数量在西伯利亚联邦管区排名第二,仅次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

伟大胜利75年:对历史和未来的共同责任

直至英法不再帮助盟友,而德意志国防军能够迅速占领波兰全境并实际直逼明斯克时,才决定9月17日上午将红军部队开入所谓东部的克里西,即现白俄罗斯、乌克兰和立陶宛领土的一部分。

显然,也是别无选择了。否则,苏联的风险会成倍增加。我再说一遍,因为苏波老边界距离明斯克只有几十公里,与纳粹分子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将从一个极其不利的战略位置开始。

数百万不同民族的人,包括住在布雷斯特、格罗德诺、佩列梅什利亚、利沃夫和维尔纳附近的犹太人,会被纳粹分子和其当地追随者——反犹分子和激进民族主义者消灭。

到了最后,苏联为了避免卷入升级的冲突,也不想拉德国偏架,才导致了苏德两军的真正交火发生在秘密附加议定书划定边界的更东部。不是沿着维斯拉,而是大致沿着1919年被协约国界定为波兰东部边界的寇松线。

诚然,历史容不得假设。我只想说,1939年9月,苏联领导层有机会将西部边界进一步向西推进直至华沙,但并没有这么做。

德国想要维持原状。1939年9月28日,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了《苏德边界和友好条约》以及边界变更秘密议定书,承认了两国驻军实际分界线。

1939年秋,苏联开始将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合并,以解决其军事战略和防御任务。在民选当局的同意下,三国在协议基础上被纳入苏联,这符合当时的国际法和国家法准则。

此外,先前归属波兰的维尔纳市及其周边地区,1939年10月被归还立陶宛,而归属苏联的波罗的海共和国保留其自己的权力机关和语言,在苏联高级国家机构中设有办事处。

数月间,外界看不到的外交、军事政治斗争以及情报工作仍在继续。莫斯科方面深知,自己面临着水火不容、残酷无情的劲敌,一场与纳粹主义的暗战已拉开帷幕。也没有理由把这些年的官方声明、正式的备忘照会看作苏德“友谊”的佐证。

除德国之外,苏联还与其他国家进行了积极的贸易和技术接触。与此同时,希特勒三番五次地试图把苏联扯进与英国的对抗中,但苏联领导人并没有屈服于这些游说。

希特勒最后一次试图说服苏联加入 联合行动是在1940年11月莫洛托夫访问柏林期间。但是莫洛托夫完全遵照斯大林的指示,只谈及德国方面有关苏联加入1940年9月签署的针对英美的《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设想中。

绝非偶然,11月17日,莫洛托夫于指示当时驻伦敦苏联全权代表梅斯基说:“为了你的立场……没有在柏林签署任何条约,也没打算这样做。

柏林的案子仅限于...交换意见...很明显,德日很想把我们推向海湾和印度方向。我们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认为德国的这种建议是不合时宜的。”11月25日,苏联领导人为此画上了句号:正式向柏林提出了纳粹分子不能接受的条件,包括德国从芬兰撤军、苏保互助条约和其他,从而故意杜绝了加入德意日同盟条约的任何可能性,这一立场最终强化了希特勒对苏联发动战争的意图。

12月,希特勒置自己战略家关于两条战线开战导致灾难性危险的所有警告于不顾,批准了《巴巴罗萨计划》。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明白苏联是欧洲反德中坚力量,而即将到来东方战争将决定世界大战的结局。他坚信,莫斯科战役将是短暂而成功的。

我要强调的是,西方国家实际上同意苏联当时的行动,承认苏联想确保自我安全的诉求。因此,1939年10月1日,当时的英国海军部前司令丘吉尔在电台发表讲话时说:“俄罗斯虽一直奉行冷漠的利己主义政策...但为了保护俄罗斯免受纳粹的威胁,俄罗斯军队显然有必要站在这战线上(新西方边界)。”

1939年10月4日,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在上议院说:“……应该提醒的是,苏联政府行动是要把边界推向实际上就是凡尔赛会议时寇松勋爵所建议的边界……我只陈述历史事实,并认为它们是无可争辩的。”

英国著名政治家、国家领导人大卫·劳合·乔治强调:“俄军占领的领土不是波兰的,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用武力掠夺的领土……若把俄德两国的推进相提并论,那就疯狂的罪恶举动。”

在与苏联特使梅斯基的非正式会谈中,英国高级别政客和外交官讲话更加坦诚。1939年10月17日,英国副外交大臣巴特勒曾向苏联方面说:“……英国政界普遍认为,未来不存在将乌克兰及白俄罗斯西部归还波兰的问题。在苏德英法四国的保证下,如果可能创建一个缩小的波兰民族,那英国政府也自鸣得意。”

1939年10月27日,张伯伦的首席顾问威尔逊曾说:“波兰应该...在其民族基础上恢复为一个不包含乌克兰及西白俄罗斯的独立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对话中也能窥探出苏英关系改善的信号,这些接触在很大程度上为未来同盟关系和反希特勒联盟奠定了基础。在负责任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当中,丘吉尔尤为出众。众所周知,尽管他对苏联心存反感,但他曾主张与苏联合作。

早在1939年5月,他曾在下议院说过:“如果我们不能建立一个伟大的反侵略联盟,我们将身处致命的危险当中。如果我们排斥与苏联顺其自然的合作,那将是愚蠢至极。”在欧洲战役打响之后,丘吉尔在与梅斯基1939年10月6日的一次会晤上吐露心声:“……英苏之间不存在严重矛盾,因此两国关系没必要剑拔弩张。

英国政府...想发展...贸易关系,愿意就任何其他推进双边关系改善的措施进行商谈。”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并非一下子就发生,它的开始也不是毫无征兆的,德国侵略波兰并非骤然来袭。这其实都是那个时期世界诸多政治趋势和因素的共同结果,所有战前事件都形成了一个关联链条。但毋庸置疑,决定人类历史上最大悲剧的主要因素是国家自私自利、胆怯畏缩、对侵略者曲意逢迎,以及政治精英不愿委曲求全。

因此,不诚实地讲,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普对莫斯科两天访问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所有主要国家都应不同程度承担罪责。每个国家都一失足成千古恨,盲目自信可巧计胜人,获得片面优势,或者远离一触即发的全球灾难。目光短浅,放弃建立一个集体安全体系,不得不让数百万人为此赔上性命,蒙受莫大损失。

我这么写绝不是充当法官而去指责或是辩解,更不是在历史领域掀起新一轮的国际信息对抗,让各国家和民族之间暴发冲突。我认为,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应当是深思熟虑的,也应该一件应由广泛代表性的不同国家权威学者进行科学论证的事情。我们都需要真相,都需要实事求是。

俄方一直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开诚布公地对话,以自我批评和公正的视角看待过去,这能避免我们重蹈覆辙,保证持久和平、繁荣发展。

然而,我们许多伙伴尚不愿同心戮力。相反,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增加和扩大对我国信息攻击的次数以及范围,想迫使为我们找借口并深感内疚,他们彻底地接受完全虚伪和政治化宣言。

例如,欧洲议会2019年9月19日通过《欧洲铭记历史对欧洲未来的重要性》的决议,矛头直指苏联伙同纳粹德国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自然而然,完全未提及慕尼黑。

我认为,这种不能称之为决议文件的“纸片”,明显包藏祸心,构成极大的威胁。毕竟,它被一个备受尊敬的机构通过了。它展示了什么?令人遗憾的是,这是一项蓄意破坏战后世界秩序的政策。建立战后世界秩序,事关这些今天为虚假宣言投赞成票各国的荣誉和责任。

因此,他们举手赞成纽伦堡审判的结论,赞成国1945年胜利后建立普遍国际机构的国际社会努力。因此我要提醒大家,欧洲一体化进程本身,包括欧洲议会在内的相关机构的建立,只有吸取历史教训并在明晰法律政治评价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有意质疑这一共识的人,正在摧毁整个战后欧洲的根基。

除对世界秩序基本原则的威胁之外,还有一个道德精神层面的。嘲弄侮辱历史是一种卑鄙的行径。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5周年联合声明》细数除苏联外所有反希特勒联盟的参与者时,卑鄙行径通常是蓄意的、虚伪的和完全故意的;当为纪念反对纳粹主义战士而竖立的纪念碑被拆除时,用抵 制令人反感的意识形态和侵占的虚假口号为可耻行为辩护是,卑鄙行径通常是怯懦软弱的;那些反对新纳粹和班德拉继承者的人被杀害焚烧时,卑鄙行径通常是沾满鲜血的。我重申,卑鄙行径表现形式,但始终改变不了其深恶痛绝的本性。

遗忘历史教训必会遭到沉重的报应。我们以史为据,坚决捍卫真理,心怀坦荡、开诚布公地讲述二战历史,这也是建立俄罗斯有关二战及战前时期历史馆藏文献、影相资料大全项目的目标之一。

这项工作正在进行中。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引用了许多新的、刚发现的、已被解密的材料。因此,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任何文件证实苏联打算对德国发动预防性战争。

是的,苏军领导层恪守这样一个主张,即一旦发生侵略,红军将迅速回击敌人,进攻并在敌方境内作战,但这样的战略计划并不意味着率先进攻德国。

当然,今天历史学家翻阅了军事计划书以及苏德谋部的指令后,知道事件的来龙去脉。从这方面知识高度,国家军政领导的行动、纰漏和失算便自有公论。

因此,我想说一个事实:除漫天飞舞的大量虚假信息之外,苏联领导人也获悉了纳粹即将发送侵略的真实信息。在战前数月,为提高国家战备水平,我们采取相应的举措,包括秘密征召部分预备役军人参加集训、重新布防军团和内部军区到西北边境的预备役。

战争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有人期待并蓄意为之的。然而,纳粹分子的打击实属史上前所未有的毁灭性势力。1941年6月22日,苏联遭遇了世界上最强大、最训练有素全职军队的进攻,整个欧洲欧为这只军队倾尽所有工业、经济和军事力量,德国国防军、附庸国以及欧洲大陆许多其他国家部队都加入这场致命性侵略战中。

1941年最严重的军事溃败,将苏联置于灾难的边缘,不得不通过紧急手法、全民总动员、刺激一切国民力量的方式来恢复战斗力和控制力。早在1941年夏,数百万市民、数百家工厂企业已经开始敌军的硝烟炮火之下撤离到东部。

在最短的时间内,后方建立了武器弹药生产基地,战争第一个冬天就被运往前线。到1943年,规模都已赶超德国及其盟友生产能力。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从前线到后方,苏联人完成了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至今都很难明白、理解和想象这些伟大成就的背后,需要付出多少难以置信的努力、勇气和自我牺牲。

面对强大、武装到牙齿、冷血无情的纳粹军队, 保家卫国的同心志向将苏联人民团结在一起,凝聚起一股磅礴之力,向践踏和平、搅乱计划和浇灭希望的敌人复仇。

当然,在这场可怕的血腥战争中,有些人被恐惧、茫然和绝望俘获而有背叛和临阵脱逃。革命和内战造成的残酷裂痕、虚无主义以及布尔什维克试图灌输的对民族历史、传统、信仰的嘲讽,特别是在上台后的头几年里感受尤为明显。

但是,苏联公民和在国外同胞们的基本情绪是另一番景象,以保家卫国为己任。这是一种真正的、难以抑制的热情迸发,人们在寻求真正爱国价值观的依靠支撑。

纳粹“战略家”深信,一个庞大的多民族国家很容易被征服。预想,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及其随之而来的残酷冷漠和难以忍受的精神重负必将使民族关系更加尖锐,国家将会四分五裂。希特勒曾直言:“我们对居住在俄罗斯广大地区人民的政策,应该是鼓励任何形式的分歧和分裂活动。”

但从战争初期开始,纳粹分子的计划就明显破产。三十多个民族的士兵保卫布列斯特要塞,与敌人血战到底。纵观战争全局,在重大决定性战役中,在保卫每一个战略据点、每一寸国土中,我们都能看到了这种团结的例子。

对于数百背井离乡的人来说,伏尔加地区、乌拉尔、西伯利亚、远东、中亚和外高加索共和国都成了他们的故乡。居民们共享信息,尽己所能支持他们,各民族之间的友谊和守望相助成为真正牢不可破的坚强堡垒。

无论现在有人想试图证明什么,苏联和红军都为粉碎纳粹做出了突出、决定性的贡献。在比亚威斯托克、莫吉廖夫、乌曼、基辅、维亚济马和哈尔科突围中浴血奋战的英雄,他们冲向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塞瓦斯托波尔、敖德萨、库尔斯克和斯摩棱斯克,解放了华沙、贝尔格莱德、维也纳和布拉格,向科尼斯堡和柏林发起强攻。

我们捍卫战争不加粉饰的真相。那些历经战火硝烟洗礼和地狱般前线考验的作家及诗人最大程度上向我们还原了战争本真的样子,或是严酷的,或是痛苦的,亦或是残忍的。不论是对哪代人而言,他们笔下真诚深刻的故事和小说、尖锐犀利的“中尉散文”和诗歌,总能在内心深处留下烙印,也成了为无数为胜利拼尽所有的老兵、马尸裹革的英烈的临终遗言,值得我们缅怀铭记。

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曾为参加卫国战争血腥残酷大会战的勇士写了一首《我在勒热夫附近被杀》,其中那些朴实而又伟大的诗句至今都能震撼我们的心灵。1941年10月至1943年3月间,红军在勒热夫战役中损伤达1342888人,其中包括受伤和失联将士。

如此骇人听闻、悲痛的数据还只根据史料统计而来极小的一部分,也属首次对外披露。战后因为种种原因,无数有名或是无名英雄被诋毁、很少或是完全不被提及的,应当给予他们应有的肯定。

我还要引用另一份文件,这是1945年2月由迈伊斯基主导的德国赔偿国际委员会编写的报告。该委员会的任务之一就是确定战败的德国应赔偿战胜国损失的计算公式。委员会得出如下结论:“德国在苏联前线耗费的士兵数量至少是其他盟军前线的10倍,苏联战线还迎战了五分之四的德国坦克和大约三分之二的德国飞机。”

总体而言,在反希特勒联盟所有军事力量当中,苏联方面就占了大约75%。战争期间,红军粉碎了轴心国626师,其中德军508师。

1942年4月28日,罗斯福告全民书中称:“俄军已摧毁并正在继续摧毁我们共同敌人的军队、飞机、坦克和枪支的数量,远超过其他所有盟国的总和。”丘吉尔在1944年9月27日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写道:“是俄军斩杀了德国战争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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