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中国在阿拉伯的形象
1774字
2020-06-23 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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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译客

前不久,我参加了一个题为“新冠大流行背景下中东对华舆情”的网络虚拟研讨会。会上,近30位中国学者、记者研讨了相关议题,其中有些发言谈及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发言者分析了阿拉伯世界主流媒体的相关新闻、报道、评论,涉及知名报纸《中东报》在内的平面媒体和电视媒体,有一份研究还抽样调查了网络社交媒体。

相关研究大致得出以下结论:一,“中国”在阿拉伯媒体关于疫情的各类报道中占据大量篇幅;二,阿拉伯舆论对中国的立场呈多元态势:有的钦佩同情,有的中立旁观,也有的批评指摘,甚至幸灾乐祸;但总体而言,客观分析占据主流;三,有些批评中国的调子很高,言辞空前犀利,部分文章的语气近乎谴责和定罪;

四,许多观点在不同程度上受西方、特别是美国立场的影响,表明美国和西方话语对阿拉伯舆论的影响力强于中国话语,这与语言、经验、专业性等因素有关;五,有些文章显示作者对中国知之甚少,既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又不了解其多元性和复杂性。

对于部分阿拉伯媒体针对中国的公开批评,与会的多数中国学者并不感到奇怪。一位学者将这场疫情比作一道从天而降的雷电,击中一座房子并引起火灾,而房子的主人未能及时扑灭大火,使火势殃及邻宅。一些邻居因此迁怒于这位房主,而原本就对他怀有积怨或与之较劲的邻居更是借机生事,这都不足为奇。

但这位学者紧接着说,这种愤怒虽然合乎情感,但从理性和现实的角度观之则于事无补。因为只有所有邻居戮力同心,尽快扑灭大火,在最大程度上减少损失,才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以下,我就阿拉伯舆论普遍关注的几个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中国与疫情到底是什么关系?在疫情的背景下,中国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看待阿拉伯?

确实,新冠病毒首先于去年12月在中国武汉暴发,但并不能由此断定病毒的发源地就是中国。确定病毒源头及其从自然界传播到人类并波及全球的路径,是一个要以客观和专业的态度加以研究的科学问题。事实可以佐证这个观点:法国科尔马市的研究人员不久前宣布,去年11月就发现了无中国旅行史的法国病人呈现出感染新冠肺炎的症状;而据美国媒体报道,在武汉暴发疫情之前,美国就出现了类似病例。

我之所以强调这些,是因为历史上曾有过弥天大错。被误命名为“西班牙流感”的病毒曾于1918年前后导致5000多万人丧身,但科学家后来证实,该病毒起源于美国堪萨斯州的芬斯顿军营,由美国军人带到西班牙,然后从那里蔓延至全世界。

至于中国政府为遏制疫情所做的努力、中国对美国政客和媒体的一系列指责做出的回应,阿拉伯读者可通过官方表态了解详情。尤其是中国外交部5月9日发布的那篇长文,其中援引了国内外大量的权威科学资讯。

就个人而言,我认为中国政府,尤其湖北省和武汉市地方政府在疫情初期的应对并非尽善尽美,无可挑剔。但问题是,面对这样一个全新、不为人知而又颇为狡猾的病毒(现已知,无症状感染者也能携带并传播病毒,病毒防控因而变得极为艰难),美国政府或任何别国政府,若处在中国的位置,就敢说自己能更好地管控危机?该问题之所以切中要害,是因为我们都目睹了自3月份疫情在美国暴发至今,特朗普政府的应对是如何混乱不堪。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给中国扣上了许多罪名,如:故意掩盖病毒蔓延的信息,在统计患者和死者人数时造假,病毒出于偶然因素从武汉病毒实验室泄露,故意将人造病毒散播到美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勾结误导世界,窃取美国的疫苗研究成果等等。

奇怪的是,尽管美国官员一再声称拥有“大量关键”证据,却至今未能拿出一项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来支撑他们针对中国的指控。相反,美国一些权威信源却反驳了上述部分指控。如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博士认为,要求中国提前三个月就向国际社会通报疫情不合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博士则指出,新冠病毒不可能出自于人造;甚至连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办公室都在4月30日发布声明称,支持科学界的广泛共识,即新冠病毒并非人造,也未经过基因改编。

更奇怪的是,上述许多指控来自特朗普总统本人,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网站在4月21日刊登的一篇文章显示,特朗普在1月22日至3月27日期间,一共称赞中国和习近平主席30多次,说中国“透明”、“专业”、“纪律严明”,以及在两国抗疫中的“富有合作精神”!

后来他对中国的态度突然逆转,除了试图为自己在防控疫情方面出人意料的惨败辩解、寻找替罪羊,从而确保赢得将在11月举行的大选之外,还有更合理的解释吗?也许最有力的证据,是美国媒体日前披露的共和党4月17日炮制的一份文件,其中建议将攻击中国作为特朗普选战活动的一项根本策略。

在我看来,美国捏造上述不实指控的伎俩,必定会让阿拉伯读者联想起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发动侵略战争之前的类似做法。当时,小布什政府声称掌握了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确凿”证据,而此后发生的故事人人皆知。

我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同情美国人民因疫情遭受的巨大损失,也能理解特朗普及其助手们在当前局势下的焦虑。但是,出于选举政治,就可以不择手段、不顾道德地捏造谎言、信口开河吗?在此我想起一句阿拉伯谚语:“萨阿德,牵骆驼去饮水,不能这么干!”(泰山不是垒的,火车不是推的!

下面谈谈在美国或其他国家,有人试图提出法律诉讼,要求追责中国,迫使其支付天文数字的经济赔偿。显然,这些针对中国的“滥诉”没有事实基础、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国际先例,一旦得逞必将造成世界大乱。譬如,必然有人会仿照此例,要求美国或墨西哥赔偿H1N1流感夺去1万多人生命的损失;也必然会有人要求美国赔偿,1981年在美国出现的艾滋病迄今已造成2200万人死亡的巨大损失。

此外,伊拉克和利比亚是否也该要求美国、英国、法国赔偿两场侵略战争造成的巨大生命和财产损失?在我看来,一个人得有多么大的想象力才能想到,象中国这样一个人口、文明、政治、经济、军事大国会屈从于这种滥诉?不要忘了,新冠疫情并非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疫情,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假如下一个疫病在一个中小国家起源,并殃及全世界,那么其他国家是否要吞噬这个国家?

与批评中国、预计中国将迎来不测灾祸的论调相反,也有阿拉伯学者认为,中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摆脱疫情,表现令人瞩目,疫后会实力大增,并将主导世界。这种说法同样有失偏颇。中国人——至少是多数政治和知识精英——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在经济、科学和军事等领域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尽管这种差距最近已在迅速缩小。

中国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去取代美国,主导世界。然而,中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然会是一个有别于西方的“他者”,这固然与不同的意识形态有关,但更与古老的文明基因决定的中国文化、社会的独特性有关。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都深受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和启发,但是,一种与西方不仰不俯、平起平坐的感觉也在与日俱增。强化这种感觉的因素有很多,如西方对中国的殖民史,西方国家不光彩地卷入中国内外的诸多事务,“中国道路”在过去40多年里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等等。而最新的因素,便是西方国家总体上在应对疫情时的糟糕表现,这让中国社会许多亲西方的人士也深感困惑。

可以预料,特朗普政府将在选举之前的几个月里继续攻击中国,或许在选举之后依然如此,并力图利用国内外一切议题拉拢别国孤立中国。而中国,将以向全世界更加开放的姿态予以应对,中国领导人最近已多次强调了这一立场。

美国国力虽然强大,但它只是世界的一部分;而美国的发号施令,如今也已不再具有“圣谕天条”般的效力。决定各国(包括美国的欧洲盟友)政策的根本因素,是原则和利益的考量,而非对别国的盲从。

这个道理,已在近期得到多次验证。在今年3月27日召开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上,美国要求将“武汉病毒”写入会议闭幕声明,却遭到其他与会国的反对;在沙特国王萨勒曼主持的“20国集团”特别峰会上,各国领导人承诺通过全球行动、团结和合作应对疫情;在5月18日举行的第73届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上,尽管美国对世卫组织横加指责,与会各国依然通过决议,强调支持世卫组织在抗击疫情中的关键领导作用,这项得到中国支持的决议还强调在适当时候,对国际抗疫工作展开独立、公正、全面的评估。

中国向世界传达的信息是:中国不是西方的敌人,也不是美国的敌人;中国愿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向世界各国人民伸出友好之手,但不会以孱弱者和乞求者的姿态讨好别人,因为中国和人类的历史表明:孱弱和乞求,不会赢得别人的尊重。

在阿拉伯方面,我相信中阿友好关系经得起这场疫情的考验,因为中阿关系为双方人民带来了切实的福祉。阿拉伯人清楚,最近几十年里,中国深度参与了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建设和工业化进程,中国人兴建的各类基础设施已遍布阿拉伯大地,由中国企业承建的连接麦加和麦地那两座圣城的高铁,只是无数项目中的一例。每个阿拉伯家庭都少不了的中国产品,虽然与德国、日本产品相比还有一定距离,但总体上价廉物美,深受阿拉伯人民欢迎,也让数以亿万的中低收入家庭过上现代生活。中国还为阿拉伯的石油、天然气、石化产品提供了全球最大、最稳定的市场。

还有必要提及的是,在饱受各种战争、冲突之苦的中东地区,在任何一场战争和冲突的背后,都没有中国的影子;相反,在双方交往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一直都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正义事业。

中国,这个在有些人眼中与众不同的“他者”,对于阿拉伯人而言,在深刻意义上不应该是“他者”,两个民族曾经遭遇过相似的苦难,双方友谊历久弥新。艾布·哈彦·陶希迪说得好:“朋友是别人,也是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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