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街陋巷
763字
2020-06-21 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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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译客

最重要的是,政府必须解决节节走高的房价问题

1933年,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写道:“我曾以河堤为床。”他还补充道,尽管那里十分吵嚷,潮湿寒冷,但“总比无觉可睡要好得多”。在附近的查林十字桥下,奥威尔写道,“50个人正在等待,他们的身影倒映在一个个小水坑里。”九十年过去,查林十字街和河堤上再次挤满了无家可归之人,即使是在12月这最最严寒的天气。自2010年以来,伦敦城内居无定所者的数量增加了两倍多。

很多发达国家都能看到这样的情景。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无家可归者人数都在增加,他们中有的住在临时住所,也有少部分人露宿街头。美国各州的无家可归者人数正在减少,但在美国最繁华的城市,这一数字却在飙升。大约有5000人睡在旧金山的街道上,这在短短两年内增长了19%。

不一定非得是这个样子的。战后的美国已经很少有人露宿街头,无家可归者人数的下降速度之快,以至于社会学家预测这种现象即将消失。即使在今天,一些富裕、成功的城市,包括东京和慕尼黑,也很少有人露宿街头。

这些地方为如何减少无家可归者提供了实践经验。经验之一就是严爱管理方式有时是有效的。保守派认为,20世纪70年代奉行的宽松政策,包括对公众酗酒的放任态度,是造成无家可归人数上升的部分原因。其他国家可以向希腊讨教讨教,在那里,强大的家庭网络可以确保那些不幸的人找到可以接纳他们的人。许多专家认为,施舍钱财给街上的乞丐会适得其反,不如捐给慈善机构。

然而,如果住房成本居高不下,肆无忌惮的严爱政策最终将收效甚微。这是无家可归人数上升的潜在原因——这也许是美国最高法院在12月16日宣布露宿街头将不会被定为犯罪的原因之一。战后早期,由于房价便宜,很少有美国人露宿街头。那时,只有四分之一的租客将超过30%的收入用于房租,而现在的租客会花到50%。当前最佳证据表明,在一个物价昂贵的城市,住房成本每上涨10%,无家可归者就会增加8%。

国家可以提供一些帮助。削减对英国穷人的租金补贴可能是查令十字街再次聚集大批露宿街头者的最大原因(见文章)。从中期来看,加大补贴力度实际上可能会为政府节省资金——毕竟,对医疗服务和警察的需求将会随之下降。人们也更容易找到工作。

另一种方法是政府自己建造更多的住房。新加坡是另一个几乎没有无家可归者的地方。在新加坡,80%的居民住在政府建造的以最低价格向其售出的公寓里。当许多国家都在将公共住房私有化时,芬兰却在建造更多的公共住房,以便为政府提供资金,让无家可归的人拥有自己的公寓,不用再住在避难所。芬兰采用了一种在美国率先采用的方法,即不要求无家可归者戒酒或戒毒,然后再为他们提供住宿。相反,它首先给他们一个家,然后集中提供支持以帮助他们处理各自的问题。在芬兰,无家可归者的人数正在逐渐减少。

然而,最有效的改革将是让建造更多住房更加容易。在许多国家,邻避主义者的规划原则极大地抬高了住房的市场价格。这些规则应该被废止。近几十年来,德国和瑞士这两个国家的房价涨幅极小,因而无家可归者人数并不多。日本曾普遍采取强硬手段应对无家可归者的问题,但在21世纪初,日本推行了一项大规模的城市改革。

日本放宽规划原则,促使住宅建设大幅增加。东京实际住房成本由此下降,无家可归者的数量在20年内减少了80%。除非这些住房在其他城市同样拔地而起,否则会有更多的人陷入穷困潦倒的处境。

这篇文章刊登在《经济学人》印刷版的领袖部分,标题为“贫街陋巷”(2019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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