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员大英帝国——孟加拉大饥荒(上)(摘自《战争的粮秣》)
3251字
2020-06-24 21:33
66阅读
火星译客

对英国来说,作为军事基地,印度的重要性与埃及是一样的。它是大英帝国在东方唯一一个重要的军事人员来源地,并且提供了缅甸前线抗击日本人的大部分兵力。日军在印度东部边境停止推进的唯一原因是日本不能简单地同时与中国人、美国人以及印度的英国人同时作战。尽管如此,日本军事首脑一直怀有入侵印度的野心,将大英帝国击倒在地。在1943年,因日本的封锁切断了国民政府与世界的联系,因此印度变成了中国国民政府的补给基地。英国人也准备发动一场夺回缅甸和马来亚的军事战役。

尽管印度存在战略重要性,但印度政府几乎没有做出任何维持殖民地经济稳定的努力,特别是与行使更少权力的中东供应中心( the Middle East Supply Centre)的工作相比。确实,在1942-1943年,印度政府要为全国粮食短缺的持续恶化负有责任,而在孟加拉却发展成了大规模的饥荒。在极度缺粮的1943-1944年,至少150万孟加拉人死亡。总共约300万人可能死于饥荒和天花、霍乱以及恶性疟疾等传染病,特别是席卷孟加拉的恶性疟疾,可在六个小时内使杀死病人,导致那些营养不良体质虚弱的人死亡。孟加拉大饥荒的死亡人数要比一战二战中死亡的印度人数量要高很多,也完全超过了因空袭而导致六万英国平民死亡的数字。

如果说中东供应中心是英国的一个成功典范,那么印度殖民政府保护这块次大陆居民免遭战争通货膨胀后果的失败,用印度国务大臣里奥 埃默里(Leo Amery)的话,是“这是我们一生中大英帝国的声誉所遭受的最严重的打击”。

“语言无法描述洛哈让( Loharjang )赤贫人民的困境......绝大多数儿童骨瘦如柴。一名17岁的年轻女孩失去了一只手,几乎不能说话。老人不断地哭泣,倒在我们的脚下......下午我们过河到了河对岸,在那里我看到了三具尸体躺在那里,无人收殓:在狭窄的街道上,妇女和儿童乱七八糟地蹲着或躺着,到处都是污水和泥浆......一位不能走路的老妇人想要爬到(粥)场,但是她无法爬回来,只能躺在路上。”这是印度斯坦时报(the Hindustani Times)记者K. 森泽南姆(K. Senthanam)在1943年游历孟加拉时所见到的场景。

印度政府在林利斯戈勋爵(Lord Linlithgow)总督的领导下,由印度政治家和英国官员组成的。而政府对战时粮食供应问题却表现出一种不负责任以及麻木不仁的自满。在1943年饥荒的悲剧重创孟加拉时,伊恩 史蒂芬斯(an Stephens)在加尔各答报纸《政治家》(The Statesman)的社论中强烈抨击政府:“造成这种极端严重形势主要责怪印度政府。我们对他们在此严重事态中的缺乏眼光深感震惊......,从日本发动战争的那一刻,从他们所掌握的信息来看,食物短缺的风险和飞涨的价格应该从政府内部敏锐地察觉到......然而,中心的粮食部直到一年以后才设立.....他们都闪烁其词地说粮食短缺根本不存在,然后便强迫自己相信这可怕的景象将会消失。”

在战争初期,印度政府天真地为上涨的粮食价格可使农民受益而感到高兴。在大萧条期间,印度农民的收入低得可怜。在小麦产区旁遮普( Punjab),农民享受到了新的繁荣。印度公务员马尔科姆 达令(Malcolm Darling )指出,妇女的手臂和脚踝上增多的银首饰是农民变富裕的有力证明。

但通货膨胀的最大受益人是粮食商人和交易商,他们开始囤积粮食,为更高的价格进行投机。虽然战前印度出口小麦,但也从缅甸进口大米。1942年春,缅甸落入日本人手中,印度失去了15%的大米供应,进而引发了对大米的抢购。交易商争相买进库存大米,推高了大米价格,市场交易停止了,而投机份子囤积居奇,坐等通货膨胀推高价格。孟买(Bombay)、特拉凡科-科钦(Travancore-Cochin)和孟加拉最依赖于缅甸的进口大米,所以遭受的打击最为严重。

1941年,印度政府采取了后来被证明为“悲剧的一步”的措施,即将粮食管理的责任移交给了各邦。当缅甸进口大米耗尽时,绝大多数邦省都以后来被东部地区区域粮食管控者H.L.布朗德( H. L. Braund)法官称为“失常的邦省保护主义”作为反应措施。马德拉斯(Madras )的英国总督禁止本邦的大米出口,其它邦省也纷纷仿效。粮食交易的机制被搁浅了;尤其是国内多粮区向缺粮区的粮食流动也停止了。

在整个1942年,印度政府对粮食形势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对采取决定性行动也很勉强。政府在将其意志强加给印度上流社会方面缺乏信心。为了避免引起政治异议,政府避免对印度工商界强征重税,设置价格上限及消费限制,而政府要依赖于印度工商界发展印度的工业和制造业,这会对战争做出重要的贡献。

考虑到政府没有行使权力来强制实施严格的价格控制来压制通胀,它应该做更多来保护受通胀后果影响的弱势群体,尤其要降低粮食价格上涨的影响。考虑到相当一部分的人口仅仅能维持温饱状态,这是异常重要的。配给制只适用于受影响最严重的人们,可至少获得最低限量的粮食。但是,H.L. 布朗德法官向政府建议,配给制并不符合实际。他论证说,一个复杂及很大程度上不受监督的贸易会超出政府的管理能力。

到1942年4月,排队买粮食的景象已成为印度较大城镇的特色。人们会耐心地等待几天,希望粮食不会在排到之前卖完。宣战后仅六个星期,孟买的粮食价格就上涨了25%。随着冲突的蔓延,中产阶级文员和为殖民地官僚机构工作的行政人员发现,尽管事实上他们将越来越多的收入用于购买食物,而能买得起的肉类、鱼和牛奶却越来越少。在农村,农业工人和工匠的工资实际上保持不变,但粮食价格每天都在上涨。

离开印度运动(the Quit India Movement)开始于1942年8月,分散了英国管理者处理日益严重的粮荒问题的注意力。由于英国政府只允许有限的自治以换取战时印度的支持引起了印度人的愤怒,甘地(Gandhi )以及印度国民大会党(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要求立即独立并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直到达到目的。

英国人认为他们在最需要印度人的时候却在背后捅刀子,于是进行了强硬的回应。国民大会党的领导层被关押,反抗者遭到了残酷的镇压。警察和军队对游 行示 威的人群开枪。在孟加拉,政府失去了对米德纳普尔(Midnapur)区的部分控制,军队和警察进行了包括烧毁房屋、强 奸妇女以及射杀和逮捕闹事者在内的报复行动。许多官员对印度人抱怨的粮食短缺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并将问题归咎于国会政客,这些政客敦促生产商和商人关闭商店以收回对政府的支持。

直到1942年11月,印度政府终于意识到他们正面临及其严重的粮食危机这个事实。尽管他们仍然不知道孟加拉的饥荒状况正在加剧。新成立的粮食部开始通过向粮食富余的邦省大量买进粮食分配给缺粮邦省来重启全国的粮食流通。不幸的是,可用的粮食只有小麦和小米,而以大米为主食的人们缺乏对这两种粮食的烹饪方法,他们还发现这两种粮食相对来说不太好消化。因此,这对于解决严重的大米短缺几乎不起作用。

据估计,印度整体缺乏100万吨粮食,到1943年4月,总督林利斯戈勋爵要求20万吨粮食转运到印度,其后增加到40万吨。但当时航运危机正处最严重的时期,加上美国并未满足肉类进口配额以及北非的火炬行动(Operation Torch),英国正努力维持平民的粮食供应。

如果英国满足印度的要求,船运和供应将不得不从对与德国人作战的英国士兵和靠咸牛肉勉强度日的英国平民的供应中撤出。对林利斯戈要求的立即回应来自彻韦尔勋爵( Lord Cherwell),他是英国政府的科学顾问,也是丘吉尔的朋友。他(错误地)回应说“印度每年7000万吨的粮食产量可以实现自给自足”。他看不出“印度的广大民众如何能从援助中获得......安慰,而这些援助不成比例地剥夺了英国人十倍的食物”。

总体来说,战争内阁(the War Cabinet )对印度及其要求都是敌视的,丘吉尔尤其鄙视印度人和他们的独立运动。当时丘吉尔病倒了,脾气又很暴躁,他不会以英国为代价来慷慨地支援印度。据说他声称,印度人像兔子一样繁殖给自己带来了这些问题,必须为自己的浅见付出代价。在1943年初,当他命令向印度洋减少60%的军用和民用船舶时,他坚定地说,“没有理由说大英帝国的所有部分不应该像母国那样感到拮据。”印度被命令自给自足,通过这条指令,丘吉尔在帝国的粮食系统内不向印度提供粮食。

在1942年年末,孟加拉的米德纳普尔邦首先出现了饥荒的迹象。日本入侵东南亚后,在沿海地区实施了船只与大米移除计划。本地区绝大多数的船只和米仓都被移走了。这是为了消除任何入侵日本人的运输和食物手段,是一种过于热心的尝试,以吸取缅甸的教训,因为英国当局未能摧毁船只而导致被入侵的日本人使用。

这造成了不幸的影响,导致当地民众无法获得运输和食物。当1942年10月飓风来袭,摧毁了水稻后,人们就陷入了悲惨的境地,饥饿开始出现。

在1942年,孟加拉的大米成本持续上升。在战前,一莫恩德( maund)大米为9卢比。到1942年3月,在一些地区,一莫恩德大米卖到了100卢比。由穆 斯林政治家法兹勒 洪恩( Fazlul Huq)领导的孟加拉联盟政府,被证明是一个无力处理饥荒问题的中央政府。为了防止进一步的通货膨胀,他们在7月份确定了大米价格,但是价格定得太低,低于当时的市场价格,于是市场上的大米供应消失了。

当宣布价格管控时,加尔各答大学人类学家塔拉克·坎德拉·达斯(Tarak Candra Das)回他的家乡提珀若(Tippera)的布拉曼贝利亚 (Brahmanberia )探亲,“一些大米小商贩被警察或公众强迫接受管制的价格......这对市场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小商贩不再去市场,商店也没有大米。因此,在过去每天要出售数百莫恩德大米的市场,甚至连一查塔克(chatak )大米都供应不了。人们不能理解也无法想象。后果是,所有男人不得不去乡村从农民和小商贩那里购买大米,而价格在几天之内就立刻涨了10-20卢比。”

很快情况就明朗了,政府既没有粮食储备供应市场以降低价格,也没有落实有效措施来惩罚那些违反管制的人。因此,黑市交易商没有了任何限制,政府也是名誉扫地。

绝大多数有关孟加拉大饥荒原因的经济和历史研究认为,孟加拉有大量的食物安全藏匿在地主和商人的商店里,他们都在等待通货膨胀推高物价。然而,利用该邦水稻研究站的产量数据进行的新研究表明,1942年的冬季水稻收获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

十月不寻常的暖湿多云天气,加上飓风,导致真菌疾病的孢子在整个地区传播。在孟加拉粮食系统中,只有一半常规数量的大米。这为关于为什么经营米店的地主和农民不着急开张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因为他们知道孟加拉确实存在可怕的粮荒。不管是贪婪还是焦虑的结果,到1942年年末,孟加拉的粮食交易已经停止了。市场中没有足够的粮食,从印度之外获取额外粮食供应的希望也破灭了。

邦政府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保护加尔各答的粮食供应上了。这座城市被日军飞机轰炸了四次,导致人心惶惶。加尔各答距离缅甸前线非常近,因此决不能陷入瘫痪。城市商户的粮食仓储被没收,并建立了一些特别商店,用来为工厂的工人提供粮食补贴。工业家不能从其它渠道得到大米,只能去黑市购买,推高了粮食价格。特别“管控商店”向穷人出售粮食,政府的市场向中产阶级供应粮食。

在每月为城市争抢两万吨大米的过程中,农村人口的需求却被忽视了。当农村人口开始死于饥饿时,地区官员只能无助地眼睁睁地看着。到1943年,饥荒已经蔓延到了整个孟加拉。学校校长毕塞瓦 柴克若巴迪(Bisewar Chakrabati )在写给孟加拉赈灾委员会( the Bengal Relief Committee)的信中描述在家乡中所目睹的场景。“所有人似乎都悄无声息地走向死亡。男人们甚至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力气试图活下去。似乎只有恍惚占据了一切。”

卖孩子换取粮食这种传统的方法不再起作用,因为没有人想再养活多余的人。相反,女孩子被送到“商人或穆斯 林jotdar(大农场佃户农民)那里卖淫。因此她们可以获得一些大米。”1942年,在一组包括592户家庭的的村庄里,有90户死于饥荒。所有死绝的家庭都依赖于现金收入的劳力性家庭,仅仅是没有足够的钱购买过于昂贵的粮食。

农村的中产阶级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1943年9月,孟加拉最高种姓作者H.K.古普塔(H. K. Gupta)在写给一位富有的商人的信中解释他的家人已经卖掉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和衣物。现在他们浑身赤条条的,正在“慢慢地”死去,但“考虑到我在社会中的地位”,他觉得不能“挨家挨户去乞讨,(或者)......和一群乞丐站在路边”。通常作为安全网的赞助和慈善机构也崩溃了。如果劳力和工匠要求用大米而不是现金来支付报酬,地主就会解雇他们。

在加尔各答,一些积极的地区官员、富有的印度人以及慈善组织开始自发地组织赈灾行动,但是没有大量粮食的运入,能做的却很有限。孟加拉政府不知道该做什么,因为向经济体注入资金根本就不能把藏匿的粮食仓储引诱出来,政府也得不到足够的粮食分配给有意义的粮食援助。其它邦省担心自己的邦省会发生粮食短缺,所以不愿意向孟加拉输出大米。各邦总共只贡献了1.7万吨粮食,还不够加尔各答一个月的消耗量。

甚至有大量粮食的旁遮普也对孟加拉人的困境漠不关心,只是致力于保护旁遮普农民的利益。1943年6月,当饥荒最严重时,旁遮普税务部长克胡图 兰姆(Chhotu Ram)爵士指示农民不要以低于一定价格把粮食卖给政府。由于无法开放市场,孟加拉政府的说服了印度政府重新开放大米自由市场,以及开放边界。所有这一切把孟加拉的问题又扩散到了比哈尔邦(Bihar)、奥里萨邦(Orissa)和阿萨姆邦(Assam)等邻近省份。

8月,印度政府终于开始从中央储备调出几列车皮的粮食运往邦政府,建起了粥场。粥场很快就被非常虚弱的男女老少包围了,他们“躺在冰冷的地上......身上没有任何衣物......死亡很快让他们摆脱痛苦”。

粥场只提供诸如小米等次级粮食做成的汤,还有一些蔬菜,但这很可能弊大于利。治疗饥荒受害者的医生发现,“生活中已经习惯消化大米的内脏,在经历几周极端饥饿而导致机能衰弱后,更不易消化更粗糙的‘内陆’粮食,并导致无法控制的排泄。这最终被确定由救援粥引起的一种称为“饥荒腹泻”的临床症状,并造成更多的人死亡。

                                     (未完待续!)

0 条评论
评论不能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