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有抑郁症吗?
1310字
2019-11-30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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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译客

在我进入医学院的第一周,妈妈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我的父母和我一起住在帕洛阿尔托;他们乘飞机来参加医生宣誓仪式,那个星期天我妈妈带我去了教堂。我们正坐在长椅上,她抬头看了看,确认周围没有人注意到。“你检查过爸爸的抗抑郁药吗?”短信是这样写的。是我妈妈的弟弟发的短信解释他们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的身体状况。读到这里,我顿时觉得我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那感觉就和不小心翻到一本书的最后一页类似。她急忙按了一下侧边的按钮,然后屏幕就变黑了。我们若无其事地继续唱起了颂歌。

直到我上医学院的第二年,我终于在谷歌上搜索到了“抑郁”这个词,我才知道它在越南语中的意思。我们没有在家里谈论精神健康问题,可能是因为,如果把越南战争造成的创伤和难民营之后不稳定的住房条件和食物供应问题暴露出来,会破坏他们多年来建立起来的稳定的国家形象。然而,作为一名医科学生,我的知识之旅很快就与家庭中精神疾病的耻辱擦出了火花。我想知道,对于其他亚裔美国家庭来说,情况是否也一样,他们的孩子是不是也在进入医学院后不久就要面对多年压抑的创伤。

在第一学期,我们学习了诊断患有抑郁症的衡量标准。我们把所有的标准都列出来,试图记住相关的药物品名。在上了几堂心理学课之后,源于对家族病史的好奇,我打了个电话给母亲。“不,我们家没有人患抑郁症,”她撒了个谎。

电话另一端,我听到父亲插话说:“只要开心就好。当你可以快乐的时候,为什么要沮丧呢?”

“但是爸爸,”我反驳道,“不是那样的。“当你沮丧的时候,你不可能就这样恢复愉快的心情。因为现实并非如你所愿。“我试着跟几个患有抑郁症的室友解释我的经历;我拿出手机拨打给朋友讲述自杀想法的次数;以及我在讲座中了解到的与抑郁症相关的神经生物学基础。

我爸爸对此不可置否。他以“开心点”结束了谈话。这曾是他的口头禅,当他周围的一切都因为战争而崩塌时,他仍然坚守那份乐观心态。他目睹了太多的残忍,包括他的兄弟被扔进“魔鬼”集中营,他的姓氏出现在新政府的黑名单上,以及被炸弹炸毁的甘蔗田。“只要开心就好”这种心理暗示帮助他克服了面临粮食短缺的难民船能否靠岸带来的不确定性。“只要开心就好”是他对兄弟姐妹们说的话,尽管他们几十年都见不到面了。然而这个“咒语”也带有否定所有负面情绪的意味。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每当感到生气或悲伤时,爸爸会说:“只要不去想它,这种感觉就会消失。”这也是他对抑郁症的看法。

那年夏天,我的好奇心随着气温的升高而增长。经过几个月的思考,我终于鼓起勇气直接问我妈妈。我打开手机,输入了一条短信:“妈妈,爷爷有抑郁症吗?”

“下午3点21分读”这句话立刻出现在短信下面,足足等了五分钟,妈妈才回复我:“我想他是……”这句话打开了我的家人们试图隐瞒的一切。她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想让爷爷接电话,在一次三代人的电话交谈中,过去一年所发生的故事都开始明了。爷爷慢慢地失去食欲,变得难以入睡。他不再在早晨读报了。在他85岁的时候,他的很多朋友都去世了,就在过去的一年里就有15人去世了,以至于祖母不再告诉他这类丧事。

我利用我所掌握的越南语问他:“这些天,是什么给了你希望,爷爷?”

停顿了一会。

“没有什么能给我希望。也许孩子们和孙辈们偶尔会来看你,但最近大多数时候,什么也没有。”

我感到我的胃在回响。我以前从朋友那里听到过这些话。我知道如何与他们坐在一起,如何帮他们联系合适的心理医生。我以前从病人那里听到过这些话,但至少他们可以依赖医疗系统,同时我也希望他们能够通过持续的医疗手段得到支持。但听到爷爷的这些话,我感觉就像他为美国所建设的一切仅仅停留在美国,多年的剪息票(老式优惠券)和夏季农场劳动变得毫无意义。看着爷爷这个在我心中不可战胜的形象崩溃,我感到很无助。

奶奶猜测这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是45年前开始的。在战后的越南,他被政府逮捕,并被关进了一个集中营,这个集中营被新的共产党政府称为再教育营,尽管唯一的“教育”内容就是如何吞下淡而无味的米饭,如何仅仅凭借自我意志活下来。他们答应他十天后释放他。但一等就是三年。他营养不良,伴有双侧水肿和多重感染。奶奶说他们把他放出来后,他做了几个月的噩梦。

医学院教会我一个术语:创伤后应激障碍。

我问爷爷事情什么时候开始的,他说不记得了。他回答说:“一直都是这样。在他睡眠和食欲情况都出现恶化时,医生才诊断他患有抑郁症,并给他开了10毫克的百忧解(Prozac)。他没有告诉那些还在世朋友他得了这种病。他所受到的耻辱导致他难以得到他所需要的支持,甚至连自己的孩子也不例外。与此同时,我的叔叔阿姨们之间会秘密互通,避免透露他患有抑郁症的消息,尽管这是明摆着的现实(“房间里的大象”指的是那些触目惊心地存在却被明目张胆地忽略甚至否定的事实或感受)。

我能理解为什么爷爷会有这样的反应。严重的创伤使他建立起一种防御心理,并选择把过往经历都封闭在一个盒子里,而这种对于创伤长期下意识的否认就是抑郁的表现,即创伤的现实和对试图掩盖这一事实的往复循环。“只要开心就好”是一种防御机制,尽管它曾经发挥过作用,但我怀疑它是否仍然有效。

大二时,在圣地亚哥,我陪爷爷坐在早餐桌旁。他问我在医学院的近况。我只能有所保留地告诉他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问他睡得怎么样,吃得怎么样,这是越南人的孙子问长辈的一般问题。那时他服用抗抑郁药物已有一年之久。他的睡眠有所改善,但也只是略有改善。因为那通电话,他的羞耻感荡然无存,变得更加愿意直面现实。他的孩子和孙子们偶尔会来看望他,尽管大多数时候他仍然觉得没有意义。

不论是在家庭聚会、吃糯米还是讲故事的时候,我的叔叔婶婶们已经不再那么遮掩,不再逃避战时的那段历史经历。在某些日子里,我感到我们的家庭慢慢地从脆弱的一面中解放出来:也许我们可以为下一代构建一个不那么支离破碎的蓝图。在其他日子里,我都在积极亢奋、高潮和低谷之间游走,但却无处可逃。

爷爷把我的手从桌子上拿开,用手背压着他的鼻子,使劲地闻了一下,这在越南语中相当于亲吻爱人。

文中所表达的观点是作者的看法,不代表《科学美国人》的立场。

关于作者

Vivian Vu Ho

Vivian Vu Ho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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