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求同存异?
2097字
2019-11-03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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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译客

有时候,我感觉我们唯一能达成一致的事,就是无法在任何事上达成一致。

公共讨论已经一团糟了。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场景无处不在--电视上的辩手们互相大喊大叫,我们上网寻找社区,试图与他人建立联系,却常常在愤怒和孤立感中下线。

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因为别人都在大喊大叫,我们变得特别害怕去辩论,一点也不想参与其中。因此蔑视代替了交流。

我的人生使命是帮助大家有效地提出不同意见。找到揭露真相的办法,给生活提供新的见解。

我认为--或者说我希望--会有一个结构清晰的争论模式,那种相互尊重,带有说服或被说服愿望的真诚立场。

为了说明白这点,让我带你们追溯一下过去。我10岁时,特别爱与人争论。

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诱人的可能性,仅凭语言的力量,你就能说服别人接受你的观点。也许是意料之中,我的父母和老师们都不怎么喜欢争论。

就跟他们觉得四岁的朱莉亚通过体操燃烧一些能量有好处一样,他们觉得我加入辩论队可能也有好处。

意思就是,到他们不在的地方争论去吧。

对于门外汉来说,一场正式辩论的前提非常直观:台面上有个大的议题--比如我们支持非暴力反抗活动,我们青睐自由贸易,有一组人支持这个观点,另一拨人则反对。

我的第一次辩论是在堪培拉女子文法学校的圆形礼堂里进行的,那次辩论我犯了你们能在有线电视新闻上看到的各种糟糕错误。

我当时觉得攻击持有论点的人比攻击论点的本质要简单得多。

当同一个人再次挑战我的观点时,那种感觉特别糟糕,我感到被羞辱了,简直无地自容。它让我感觉到最精妙的反驳方式是尽可能的极端。

尽管我硬着头皮走进了辩论的世界,却开始入迷了。

我看到了那种可能性,我努力了很多年,掌握了娴熟的辩论技巧。

我赢得了三次世界校园辩论赛的冠军。我看得出来,你们压根儿不知道还有这么个比赛。

但直到我开始培训那些在他们领域中具备顶尖实力的辩手和说服者时,我才真正认识到。

接触他人的方式是寻找共同立场。这是通过区别对待观点和身份,并真诚开放接受说服来实现的。

通过辩论的方式,可以组织世界是什么、可能是什么、应该是什么的对话。

或者换一种方法说,我很乐意分享我的亲身经验,经过实践检验的指导方案,来教你在下一次的家庭晚宴中和你的表兄妹谈谈政治;重新组织你们团队讨论新提案的方式;想想该如何改变我们的公共交流方式。

那么,我们先要找到一个切入点:辩论要求我们直截了当而不失礼貌,面对面地直面相互冲突的观点。

辩论的基础是反驳。就是你发表论点然后我回复,然后你再对我的回复作出应对。

如果没有反驳,那不叫辩论,那只能叫自由讨论。

我一开始曾想象过那些最成功的辩手们,最出色的说客们,都一定特别擅长走向极端。

他们一定有某种令极端观点变得可以接受的神奇能力。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想通,事实其实恰恰相反。

最富有成效地提出异议的人,通常都是从寻找共同立场开始的,无论共同立场是多么的小。

他们首先找出来我们都认同的事情,然后以此为出发点:比如受教育的权利,全人类的平等,一个更安全社区的重要性。

他们正在我们带到如心理学家所说的“共享现实”中去。

而共享现实正是另类事实的解药。当然,冲突仍然存在。所以它才叫做辩论。

共享现实给了我们一个谈论它的平台。但辩论的诀窍在于你最终得通过直接讨论,面对面,在台面上来实现。

研究发现也证明这点非常关键。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朱丽安娜·施罗德和同事的研究表明,在人们提出有争议的观点时,倾听他们的声音是人性化的过程。

这会让你更容易理解对方要说的话。所以,现在请远离键盘,开始和别人交流。

如果我们把这个观点扩展开来,没什么能阻止我们在一系列主题演讲中,在有礼貌的小组讨论中按下暂停键,并用一场结构分明的辩论来替代它们。

我们所有的会议都可以有意识地对该领域中最大、最具争议的观点展开辩论。

我们每周的小组会议都可以拿出十分钟来辩论一个改变团队运作方式的提议。

随着创新的点子不断涌现,这种方法不仅方便,还不费钱。你甚至可以明天起就这么干。

一旦我们进入了共享现实的层面,辩论也要求我们将观点从提出观点的人的身份中分离出来。

所以在一场正式的辩论中,只有有争议性的东西才能成为话题:比如我们应该提升选民年龄,禁止非法赌博。

但是辩手们并不选择自己的立场。这就是为什么那个10岁的朱莉亚做的事情毫无意义。攻击参与争论的人的身份和辩论并不相干,因为他们无权选择自己的立场。

你唯一获胜的策略就是去和最好、最清晰、最客观的观点直接交锋。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不现实,或者说有点幼稚,去想象你能把这种想法带出高中礼堂。

我们花了太多时间来驳斥民主党或共和党人的观点。拒绝提议只是因为这是来自总部,或是来自一个我们认为跟我们不同地方。

但这是可能的。当我和团队一起工作,要想出一个什么新点子,或是解决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时,我会让他们所有人匿名提交观点。

例如,两年前,我和多个政府部门一起在考虑解决长期失业问题的新的方案。

这也是极其难缠、棘手以及早已经被研究透了的公共政策问题之一。和我之前说的一样,在开始的时候,可能的解决方案都是从各处搜集来的。

我们把它们收集到一起,每一个方案都按照相同的模版呈现。

在这一点上,它们看起来都是一样的,没什么明显的不同。当然,随后会它们被挑出来讨论、提炼,最终审定。

在这个过程的末尾,二十多个新的点子都呈送到了负责决策的内阁大臣们面前。

但其中超过半数的点子,它们的创作者曾经都是在政策顾问面前连话都说不上的人。

或者是一些由于身份卑微,其观点从来没有被当作一回事的人。

那些接电话的职员,管理日程表的助理,来自不总是被信任的机构的代表。想想如果我们的新闻媒体干过的同样事情会如何。

那场景几乎历历在目--本周的有线电视新闻时段有一份重要的政策提议在台面上,也不知道来自自由党派还是保守党派。

或者是对某个观点提出一连串支持或反对的观点,也不会告诉你其作者在哪里工作。

我们的公众对话,甚至是我们的个人异见,都可以通过辩论观点来转换,而不是讨论身份立场。

作为人类,辩论还让我们能够真正开放自己的心态,去接受我们犯了错误的可能。谦逊地去对待不确定性。

难以有效地进行争执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常常执着于自己的意见。

我们开始认为我们拥有它们,延伸开去就是它们拥有我们。

但最终,如果你辩论的时间够长,你的立场就会改变,你会在扩大国家福利的争论中不停变换立场。

同时也会赞同或反对强制投票。这种训练会颠覆你的认知转换。你对那些不同信仰的人所持有的疑虑就会开始消失。

因为你已经可以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了。而当你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时,你就是在的谦逊地接受不确定性。

也是在接受犯错的可能性。正是那种谦逊让我们成为了更好的决策者。

杜克大学的神经学家以及心理学家马克·里亚利和他的同事发现,那些能够实践这些的人--把它当作一种技能,也就是被研究者称为大智若愚的人。他们拥有广泛评估不同证据的能力,在评估时也会更加客观,在面对冲突证据时也不会摆出防御的姿态。

这些正是我们希望老板、同事、共同讨论的搭档以及决策者都具有的美德,所有我们想要自己拥有的美德。

所以,当我们拥抱这种不确定性的谦逊时,所有人都应该彼此问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辩论节目的主持,以及新闻主播都应该问我们的普选代表以及候选议员。

“你改变了什么主意,为什么改变主意?”“你对什么事情的不确定性可以保持谦逊?”

顺便一提,这不是什么关于公共生活以及公众对话如何运作的幻想。这是有先例的。

在1969年,著名的美国儿童电视节目主持人罗杰斯先生坐在由看起来特别乖戾的约翰·帕斯托尔主持的美国国会通信小组委员会面前。

罗杰斯先生在这里要做一个经典辩论,一个非常大胆的提议:提高公共电视广播节目的联邦政府拨款。

一开始,纪律委员会参议员帕斯托尔没有准许通过。这差点就成为罗杰斯先生可怜的结局了。

但凭着耐心、理智,罗杰斯先生解释了为什么高质量的儿童节目,那些讲述出现在多数普通家庭中的奇闻逸事的电视节目,对我们所有人都至关重要。

即便它需要花费成本,但能把我们带入到了共享现实的层面。

而在辩论的另一方,帕斯托尔参议员在聆听,并用心去思考。

参议员大声地、公开地、在录音的情况下,对罗杰斯先生说:“要知道,我本来是个相当固执的人,但这是两天来我第一次起鸡皮疙瘩。”

然后,他又说,“看起来你赢得了两千万美元。”我们需要更多像罗杰斯先生一样的人。需要更多拥有辩论和说服技巧的人。

但在辩论桌的另一边,我们也需要很多,甚至更多像帕斯托尔参议员一样的人。

辩论的魔力在于它能够赋予你力量,同时让你成为罗杰斯先生和帕斯托尔议员一样的人。

当我和那些我们之前说过的团队一起工作时,我请求他们用最长远的考虑去承认出错的可能性。

让他们向我以及其他每一个人解释如何能让他们改变主意。这都是态度的问题,而非实践。

一旦你开始思考什么会让你改变主意,你就会开始想为什么你一开始会如此确信。

有很多辩论的实践教我们如何去有效地争论。我们应该把这些方法带到工作中,带到会议中,以及我们的市参议会中。

辩论的原则能够改变我们彼此交流的方式,能够让我们停止说话,开始聆听。

停止拒绝,开始说服。停止自我封闭,开放自己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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