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隐私很重要
3484字
2019-10-25 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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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译客

YouTube 里有这样一类视频,我敢肯定在场所有人都有和视频里一样的经历。它会找来一个人,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人, 然后让他做一些夸张的事情,比如大声唱歌、夸张地跳舞或者一些轻度性行为。当这个人发现其实有人埋伏在看时,他会立刻停止在做的事情,非常惊恐。很明显,他感到非常丢脸。这种感觉是: 一些事我可以做,但不能让人看到。

这正是我在最近16个月内所专心研究的内容-为什么隐私这么重要?一个引起世界辩论的话题。它由爱德华·斯诺登的揭密而引起,他揭露美国和其同盟瞒着整个世界把互联网-这个曾经预示着民主和自由的前所未有的工具-转变成前所未有的用来肆意监视的空间。 

在这场辩论中有一个普遍的论点,甚至包括那些厌恶受到大量监视的人,认为这种大范围的侵入并没有实质的伤害。因为只有做坏事的人才想隐藏,才关心他们的隐私。这种世界观暗含着一个议题: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好人和坏人 

坏人是那些图谋恐怖袭击或者参与暴力犯罪的人。所以他们想要隐藏他们做的事情,想要保护他们的隐私。相反的,好人是那些每天工作、回家,带孩子,看电视的人 他们用互联网不是为了策划炸弹袭击 而是为了看新闻,交流食谱, 或者计划孩子的少年棒球比赛的 这些人没做任何坏事 所以没有什么好隐藏的 也没有理由害怕政府监视他们 

说这些话的人,其实是在极大的自我贬低。他们其实是在说-我决定让我自己成为一个没有伤害没有威胁 又无趣的人,这样我就不会害怕政府知道我在做什么。 我发现这种心态和2009年谷歌CEO艾瑞克·施密特接受采访时回答关于他的公司以各种方式侵犯全世界几亿人的隐私的问题时所做出的纯粹的表达是一样的:“如果你在做的事情是你不希望让别人知道的,那么或许你首先就不应该做这件事。”

现在,对于这种观念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认为那些说隐私并不重要的人,其实并不真的相信隐私不重要。怎样发现他们并不相信呢?在他们说隐私并不重要的同时,他们却在想方设法保卫他们的隐私,他们给邮件设上密码、还有社交网络账号,他们给房门和厕所门上锁,通过各种方法防止他人进入他们的私人领域。他们其实心里很清楚他们不想让别人知道一切。

同样的,谷歌CEO艾瑞克·施密特命令他在谷歌的员工 停止一切与网络杂志CNET(科技资讯网)的交流,因为CNET发表了一篇文章透露了大量的艾瑞克·施密特的个人信息。这些信息其实是完全通过谷歌搜索和其他谷歌产品获得的。(笑声) 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Facebook的CEO马克·扎克伯格身上。他在2010年那个名声狼藉的采访上断言隐私已经不再是一个“社会规范”。去年,马克·扎克伯格和他的新任妻子在帕洛阿尔托(美国旧金山附近城市)购买了他们的新房子以及附近相邻的其他四所房子,总值三千万美元,为了确保他们享有足够的私人空间、防止人们监视他们的私人生活。

在过去的十六个月里, 我一直在世界各地游说这个问题。每当有人跟我说: ”我真的不担心隐私受到侵犯, 因为我没有什么需要隐藏的。”我总是对他们回答一样的话。我拿出一支笔,写下我的邮箱地址。我说:”这是我的邮箱, 我希望回家之后把你所有邮箱账号的密码发给我, 不仅仅是你工作上用的那些一本正经的邮箱,我要所有的。因为我就是想翻遍所有你的网上记录,翻看到人和有趣的内容然后发表出来。毕竟你不是个坏人,你没做错事情,你就没什么好隐藏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接受我的提议。我查过。(掌声) 我一直在虔诚的查看那个邮箱,那里一直很荒凉,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作为人类,即使一些人嘴上否认隐私的重要性,但他们心里很清楚它极大的重要性。作为人类,我们是社会性动物,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其他人来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说什么、想什么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自愿的在网上发布自己的信息。

但是和成为一个自由的、完整的人类同等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地方完全远离其他人批判的目光。 为什么我们要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原因是我们所有人-并非只有那些恐怖-分子者和罪犯,而是我们所有人都有想要隐藏的东西。我们做的、想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有只愿意告诉自己的医生或者律师,或者心理医生,或者配偶, 或者好朋友的事情,如果让全世界都知道就会很囧的事情 

我们每天都会判断某些我们说的、想的、做的某些事情,我们愿意让别人知道,还有某些我们说的、想的、做的某些事情。我们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人们可以很轻易地说他们不在乎他们的隐私 但他们的行为却在否定他们想法的真实性 

这有一个原因为什么隐私如此被渴望,普遍地而且本能地,这不仅仅是个反射性动作, 像呼吸和喝水那样。原因是当在我们的国家里我们被监视着,被看着的时候,我们的行为会有巨大的不同 我们对于自己行为的选择范围 在我们被观察者的时候 会严重缩小 这就是人类的本性 被社会科学所认识 还有文学、宗教 以及几乎所有学科领域 

很多心理学研究证明,当一个人知道他可能在被看着 ,他的行为会尤其地顺从。人的羞耻心是一个强大的动力,也是一个想要避开它的欲望。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被看着的情况下所做的决定并非他们自己机体的副产品,而是别人或者社会正统所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期望。

对于这件事的认识,被结束在十八世纪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所大为利用。他解决了工业时期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随着组织体系的开始增大和权力的不断集中,人们开始无法进行监控,也无法控制到每一个组织成员。边沁的解决方案是一个建筑学设计。本来是为了加强监狱的,他称之为全景监狱。其主要特征是将一个巨大的塔建立在组织机构的中间,也就是统治者所在的地方,这样统治者就可以随时看到其中的居民。虽然他不能一直看着所有的人。

这个设计的关键处在于系统内的居民无法看到塔的内部,所以他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是否或者什么时候是在被监视着的。这也是这个设计让边沁兴奋的原因。因为这意味着囚犯们会假定他们随时随地是被监视着的。这种假定成为了顺从和服从的终极实施者。二十世纪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意识到这个模型不仅可以用于监狱,它可以用于任何控制人类行为的机构-学校、医院、工厂、工作场所 

而且他说这种思维模式本沁发明的这种结构是现代西方社会进行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让社会不再需要公然的使用暴政的武器-惩罚,或者投送监狱,或者处死异议者,或者合法地强迫一个政党对其忠诚-因为大量的监视会在人脑中形成一个囚犯,一个更加细微的、但更加有效的力量让人服从社会规范或者社会正统,这是暴力手段远不能及的。 

关于监视和隐私,最形象的文学表达是
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我们在学校都学过,它都快成了陈词滥调了。事实上,在关于监视的讨论中,不论什么时候提到本书,人们都立即忽略它, 认为它行不通。他们说“在《1984》里人们家里都是监视器,他们无时无刻不被看着, 这和我们所面对的国家监控是不一样的.” 这其实是对奥威尔在《1984》里提出的警告 从根本上的误解 他所发出的警告 其实不是关于国家随时随地在监视人们 而是人们在任何时候都知道他们是被监视着的 

这是温斯顿·史密斯,奥威尔小所里的叙述者, 所描述的他们面对的监控系统: “当然,你不可能任何时刻都知道你在被监视。” 他接着说: “无论如何,他们随时可以给你插上电线。 你必须,也确实活在一个渐渐变成本能的习惯里, 习惯去假定你发出的任何声音都会被听到 除了在黑暗中被仔细审查的时候。” 

亚伯拉罕诸教也有类似的设定:有一个无形的、无所不知的权威,因为它的全知,它总是在看你在做么。 意思就是你从来没有一刻是私有的,也就是让你服从它的命令的最终执行者。 

这些看似不同的手段其实都归于相同的结论:一个永远在监视人们的社会,是在培养一致、顺从、和屈服。 这也是为什么每一个暴君从公然施暴的到暗中控制的都渴望这种制度。相反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私人的空间里,我们在里面可以思考、辩论、互动和交谈,远离别人投来的批判的目光。只有创新、探索和异议可以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允许这样一个让我们受到持续监控的社会存在,允许人类自由的本质惨遭残疾 。

我想说的最后一点是,这种认为只有做了错事的人才想隐藏、才关心隐私的思维模式,它确立了两个非常有害的信息、两个破坏性的训诫 第一个是 只有那些关心隐私的人 只有那些想得到隐私的人 被定义为坏人 这是一个我们应该用各种理由避免的结论 这其中最重要的是 当你说“那个人在做坏事”时 你可能是指谋划恐怖袭击 或参与暴力犯罪之类的事 这个概念比行使权力的人所指的“做坏事”要狭窄的多 对他们来说,“做坏事”基本上意思是 做对自己的权利形成一定挑战的事 
 

另一个破坏性的,而且我认为更加阴险的训诫,来自于接受这种思维模式。 这其中暗含一个交易,接受这种思维模式的人同时也接受这个交易,这个交易就是: 只要你愿意让自己对那些行使政治权利的人毫无伤害、毫无威胁,那么,也只有这样,你才就能够远离被监视的危险。 只有那些唱反调的、挑战权力的人 有需要担心的事情。我们同样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这个训诫。你也许此时此刻不想参与到那些行为之中,但也许将来什么时候你就会了。就算你决定你永远不会,也会有其他人想要也能够反抗和敌对那些权力之中的人。比如政见不同的人,记者、积极分子、还有其他很多人。 这是会给我们带来集体的好处的,是我们所想要保护的。平等的批判是衡量一个社会自由程度的标尺 不是看这个社会怎样对待好的、顺从它的公民 而是看它如何对待政见不同的人 以及那些反抗正统的人。

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一个大量监视的制度会以各种方式压制我们的自由,它使我们的公众行为选择受到限制,而且我们对此甚至全然不知。著名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罗莎·卢森堡 曾经说过:“如果你不动, 你是不会发现身上的锁链的。”我们可以试着粉饰这些大量的、无形的监视的锁链,但它对我们施加的限制不会有任何减少。

非常感谢。

布鲁诺 朱萨尼:格伦,非常感谢,我必须说你的演讲十分有说服力。但是我想回到十六个月前,关于爱德华斯诺登我有几个问题 ,如果你不介意的。 第一个问题对你来说比较私人,我们都看到了你的同伴大卫·米兰达在伦敦被捕的消息,以及他受到的磨难。但是我认为就个人参与和风险来说,你身上的压力也不轻 ,承担着世界上最大的独立主-权组织。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格林沃德:你知道吗,我认为人们对于这件事的勇气是会传染的,所以即使我以及其他和我一起工作的记者们知道事情的危险性 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而且它不希望 你在网上任意泄露他大量的机密 看着一个29岁的 生长于普通家庭环境的普通人 用高度有原则的勇气承担着 像爱德华 斯诺登所承担的这样的风险 明知道他的后半生会在监狱中度过 或者他的生活会就此结束 却激励着我,激励着其他的记者 激励着,我想,全世界的人 包括将来的告密者 让他们意识到他们一样可与参与进来 

朱萨尼:我很好奇你和爱德·斯诺登的关系,因为你多次提到他,而且你肯定会继续说到他。 但是在你的书里,你不会叫他“爱德华” 或者爱德,你叫他“斯诺登”,为什么? 

格林沃德:你知道吗,我确定这是心理学家们要研究的事情。(笑声) 我不是很确定。我觉得原因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我想,最重要的策略是他知道如果要从他的启示录本身转移注意力,就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他自己身上。因此他一直远离媒体,他努力不让任何他的个人生活收到查问,所以我觉得叫他斯诺登 是一种视他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而不是将他个人化,从而导致分散对事件本身的注意力。

朱萨尼:所以他的启示录,你的分析, 以及其他记者的文章,已经发起一个辩论。而且很多政府,比如,已经做出回应,包括巴西,提出项目和方案、对互联网的设计做出一点修改等等。 这样说来很多事情都在进行中。我在想,对你个人来说,什么才是最后的终结? 怎么样才可以说我们成功地转动了装盘? 

格林沃德:我想终结对于我, 一个记者来说,很简单 就是确保每条新闻有报道价值。应该公开的信息得到公开,不应该成为秘密的秘密最终被揭开。 对我来说这就是记者的本质, 也是我致力于做的事情。 一些人很厌恶政府的监视, 原因就像我之前讲到的那样,甚至更多。 我的意思是,我把这看作一份没有终结的工作,直到全世界的政府不会再限制并且监视所有的人,除非他们可以说服法院或其他机构去相信他们监视的对象真的做了错事。 在我看来,这样,隐私才能是鲜活的。 
 

朱萨尼:所以斯诺登,在我们TED的讲台上看来, 是非常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民主观念和民主原则的。 但是后来,很多人不相信这是他唯一的动力。 他们不相信这之中没有钱的掺入,他们不相信他没有把那些机密卖给其他国家, 甚至包括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明显不是和美国的很友好的国家。 而且我相信在坐的很多人 都有同样的疑问, 你认不认为也许斯诺登的某一面 我们谁都没有见过?

格林沃德:不,我认为这太愚蠢而且荒唐了。 (笑声)如果你想,我知道你只是在故意唱反调, 但如果你真的想把机密卖给别的国家,而且如果他真的卖了 他会变得非常有钱,那他不会想要把那些机密拿给记者来发表,因为这样做会让那些机密变得不值钱。 想发财的人会悄悄地把机密卖给政府, 但是有一点值得提的是,那些指责来自美国政府来自媒体里拥护各个政府的人,而且我认为很多时候人们指责别人: 他这样做肯定不是出于正当原因、他肯定有什么腐败或者不法的意图。他们其实更多的是在说他们自己,而不是他们指责的对象。 因为(掌声) 那些做出这些指责的人,他们自己才只会出于腐败的原因做一些事情 所以他们才会假设所有人和他们一样 都受卑鄙无情这种疾病困扰。所以这就是他们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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